2020年2月5日，纪录片导演、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在社交平台发布了“大象全民纪录计划”征集函，希望大家利用手中的器材，记录下自己2月9日的生活。最终导演团队收到来自全国及海外华人的3000多份，超过500小时素材。
十个月后，在今年清明节当天，这部成功利用众包模式制作的纪录长片以《一日冬春》为名正式上线优酷视频。
近几年，众筹纪录片、UGC纪录片、众包纪录片等叫法似乎一时混淆在一起。实际上它们还是有所区别。
《连线》（Wired）作家杰夫·贺维（Jeff Howe）在其2006 年 6 月的文章中指出：“众包表现为公司或机构将原本雇员的职责以公开选拔的形式外包给一个尚不明确的（且通常是大量的）群体”。众包要求达到一种即时、连续、有效的集体动员，其价值在于发掘参与者的集体智慧，这一点在Wiki文本合作和艺术作品制作上尤为突出。文章开篇提及的《一日冬春》就是代表作品。
在此想说明的是，众包纪录片不能作为一个单独的纪录片类型，它只是一种新的纪录片制作方式。众包在这里是一个动词，而不是名词。
众筹是指一种个人或组织向募资金以支持发起活动的行为。众筹网站Kickstarter专门设有影视众筹专栏，为各类影视作品提供众筹平台。
2013年12月到2014年1月，一部名叫《功之怒》（Kung Fury）的功夫喜剧片在Kickstarter上筹到了63万美元制作资金，最后成片入围2015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
国内最早引入众筹发行概念的纪录片是《喜马拉雅》，其发行人伟在此前已经通过众筹方式成功发行了动画片《大圣归来》。为了让《喜马拉雅》登陆院线并在更多城市放映，伟通过网络吸引了400多位众筹出品人。这些出品人不仅会出现在电影的片尾字幕中，也会通过票房结算获得相应份额的收益。
“用户（user）”这一概念诞生于Web2.0时代，其发展植根于各类互联网平台，所以UGC的画外音是——内容必须是“用户在平台中生成”，或者“为平台而生成”。因此，有相关平台背书的纪录片，才能被称为UGC纪录片，例如诞生于YouTube平台的《浮生一日》（2011）、脱胎于微博平台的《温暖的一餐》（2020）、取材自快手平台的《烟火》（2020）。
众包的重点是吸引一定人群在特定主题下各自创造内容；众筹的重点是基于人际关系和手段的资金筹集；UGC的重点是基于互联网平台、用户自觉的内容生产。
上世纪30年代，一项名为“群体观察”（Mass-Observation）的社会研究项目在英国发起。
1939年，来自英国各地的480位普通人加入了这项研究。这些参与者将每个月写一篇日记，记录下自己的日常生活。研究一直持续到60年代，所有参与者的日记都被收录、集结成书。这些出版物和档案将代表非“精英”阶层发声，向当下和未来的人们日常生活的复杂性和陌生性。这项社会研究后来成为了“浮生一日”计划的灵感来源。
实际上，此类制作“Time Capsule”（时间胶囊）的行为或实验，在欧美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前人将当时的物品和信息严密封存，后人打开后就可以得到来自过去的第一手资料。现在，除了历史研究价值外，制作时间胶囊也成为了一种艺术表达形式。
时间来到2010年7月2日，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联合著名纪录片导演凯文·麦克唐纳（Kevin Macdonald）发起了一项面向全球的电影实验——Life in a Day。邀请世界各地YouTube用户记录下自己7月24日的生活片段，并通过在线提交方式上传到网站社区中。
最终YouTube收到了约80000条用户视频，总时长达到4500小时。在麦克唐纳导演和制片人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 《黑鹰坠落》导演）联手下，总时长超过187天的碎片化影像最终剪辑成为了95分钟的纪录长片。
2011年1月27日，美国州第27届圣丹斯电影节现场，纪录片《浮生一日》（Life In A Day）成为了当天最受瞩目的影片。数万参与者中，有26名幸运儿被选中参加了线下首映。除了在电影节现场放映外，影片同时也在YouTube进行直播首映，所有参与者都可以在网站上点播观看。目前该片已经有1700多万次播放。
影片虽然没有拿到项，但收获了许多赞赏。“毫不不夸张的说，《浮生一日》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影评人评价。观众看完后也深受，有网友评论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令人着迷、最引人入胜、最宏伟的艺术品之一。”
2020年7月，导演凯文·麦克唐纳再次邀请YouTube用户参与新的“浮生一日”项目。这次总共有192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交了超过32万条视频。《浮生一日2020》也在今年1月正式上线
除了《浮生一日2020》，我们还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到其他疫情主题的众包纪录片。它们不一定有专业的导演和发行，但都渴望用自己的方式记录时下的生活。
在去年2月初，为了防控疫情，几乎所有城市都采取了封闭措施。进出本地社区已经相当困难，进出武汉更是难上加难。除了医生、记者等特定人群外，几乎无人可以进入武汉（甚至湖北）。纪录片人渴望承担起记录时代的责任，但空间隔断造成的不在场，创作者去利用新的方式到达现场、获取素材。
2009年，苹果推出了能够拍摄视频的IPhone 3GS，从此摄影真正开始进入了我们的口袋；2020年，最好的手机已经实现了4K规格视频。如此普及的手机镜头已经成为了人们的“第二双眼睛”，这些“眼睛”和视角都是可供创作者开发的资源。此外，网络的普及也让每位拍摄者可以轻松将素材上传、发送给专业的纪录片制作者。
周公解梦 死人复活
纪录片是一种线性的表达，随着时间的推进，不断铺展的影像构成了一个叙事的链条，当然也是一个意义的链条……这个意义链构成解读素材含义的语境，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试图理解、阐述、评价某一素材的含义，都需要借助于特定的意义链或语境。
。去年的快手UGC纪录长片《烟火》也存在相似的问题。不过在2020年，众包产生的素材都有了一个基础的背景——疫情。当下，疫情就是人们情感上的最大公约数。如此以来，在不同主题的纪录片中，创作者只需要通过素材的挑选，就可以相对轻松地建立起意义的链条（即一种语境）
，例如医护人员的坚守、武汉居民的封城生活、感染者与病毒的……当意义链自然存在，纪录片即便在技术上出现瑕疵，其素材的含义也可以被观众理解。04
众包纪录片的素材大多数将来自于业余的拍摄主体，在这个类似于“黑箱”的创作过程中，素材的真实性如何得到保障？
创作者（发起者）的动机也是重要的因素。创作者是否有坚守真实性的意愿？是否有能力核实素材的真实性？是否有能力为最终作品的真实性背书？这些方面都是创作者动机的延伸。
众包纪录片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素材创作者和影片叙述者是分割的。无论是从4500小时影片剪出90分钟，还是用500小时影片剪出60分钟，背后话语和的分配都是显而易见的。
导演、剪辑和制片人（作正叙述者）的身份最终能否获得受众肯定，还需要看他们调和与满足拍摄者期望的能力。简单说就是，真正的叙述者也得看拍摄者的“眼色”行事，如果拿素材乱动刀子、乱添加文本，很容易遭受拍摄者（同时也是未来观众）的抵制。如何合理安排素材、创作文本、表达不同群体的情感，对于叙述者来说非常重要。
纪录片主创团队需要一个简明而完备的声明。该声明是为潜在众包的受众提供一个工具包，让他们迈过最低的门槛，保持最高的参与热情。
纪录片制作模式的更新，“一方面是对先前模式所反映出的局限性的回应，一方面是受到技术进步的促使，此外也是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语境的反映。”
众包纪录片的出现，正是对这个信息化、全球化、风险化时代的及时反映。由于疫情等多方面原因，众包在当下纪录片制作中呈现出流行的态势。但在未来，除了制作TimeCapsule（时间胶囊）式的纪录片外，该模式是否适合更多类型的纪录片，还需要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