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旅程，是一趟没有返程票的历险。在旅途中将见到什么样的风景，和什么样的人相遇，都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在我20多岁还在学习传统绘画的时候，曾经想过我30岁时的绘画会是什么样呢?无法知道。30来岁所做的彩墨实验与声音装置，是20岁时的我不可能想到的。30岁时想过40岁的作品会是什么样呢?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无法预知我40岁时会写出一本诗集，并搁置了我从小喜欢并沉浸其中二十余年的绘画，义无反顾地跨入到一个我完全陌生的领域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先后做出了一部短片和两部长片，一部新片还在制作中。生命的旅程还在继续，以后还会与什么相遇我依然不知道。
第一站：自画像
林鑫在《三里洞》拍摄中
记得母亲告诉我，我是1960年1月20日夜里出生的。从未谋面的祖父，请人排了八字，说我缺木和金，于是取名林鑫。我的出生地是在西安往北几十里外的一座山区小城铜川。这是一座移民城市，由于50年代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建设，一批批来自上海、东北等地的移民来到这座煤城。我父亲朱永生，也和他那318个同伴一起，从上海的建筑公司来到铜川三里洞煤矿。后来便在通风区做瓦斯检查员，直到临退休前去世。母亲去世比父亲早10个月，也是癌症，是在我刚结婚不久。26岁的我作为家中长子，第一次切身体会到生命的脆弱。
在矿区度过的童年是孤寂的。印象最深的是傍晚趴在家中的窗户上，可以看到漆水河对岸的医院，幽暗灯光下闪烁的人影，像鬼魂一样来回地飘荡。应该是夏天，发洪水了，听见有人在喊，浑浊的河水中飘过杂草浮木，一个人被洪水冲走了，不断地被洪水淹没，又不断地冒出头来，后来听说，在下游被救了起来。小时候常常一个人蹲在家门口，注视着山边飘过的一片片白云发呆，两只老鹰在天空盘旋着，偶尔会俯冲下来，把谁家的小鸡叼走了。夏夜里躺在门前的凉席上，凝视着夜空，数星星。也和小伙伴一起去追逐萤火虫。总是游行的队伍，装甲车，红旗，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棍棒、长矛。还记得葛登发当年赤裸着上身，敲一面大鼓的威风形象。不断洒下的语录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舞在游行的队伍中。武斗开始了，还有炮声，我们都离开房子，躲进对面的窑洞，不断有弹片落在院子里，有人飞快地跑去捡了回来，摸摸，还是热的。每个小伙伴都收集了一沓沓的语录传单，样板戏是都会唱的，常常拾个破茶缸，点根蜡烛，便是李玉和提着号志灯的形象了。那时家里是贫寒的，常常不够吃，有一次因为少了两个馒头，父亲把我和大妹一起痛打了一顿，说：吃就吃了，不能说谎。后来大妹承认是她吃了才吧。父亲去世多年后，我和大妹在一起说起此事，大妹说她也没吃，只是被打的无奈，只好承认了。后来有人说，邻居有个孩子拿了，这一切都无从考证，只是当年生活的艰辛，被牢牢地记在心上。最近在山里拍新片，竟然和40年未见的一年级班主任张淑兰老师异地相遇，她对我已没有印象，四十年的岁月磨平了记忆，眼前这位发福的慈祥老人和当年美丽清秀的张老师已经找不到多少共同之处了。上学期间印象较深的是学工学农的劳动课，种过苞谷，当过锻工。初中放暑假则去修公路，后来在搪瓷厂、砖瓦窑干过临时工，也挖过防空洞。小学时常常到矿上的澡堂去洗澡。父亲下班的时间，我在入井口等他。看着上罐的人们每个人都是黑色的，只有眼白和牙齿是白的。我无法认出我的父亲，只是呆呆地看着人流不停地从眼前飘过。直到一个黑影走来拉着我，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这样的等待有过多次，也深深地记住了这个父亲无数次出入的井口。后来我将工人上下罐的镜头放在了《三里洞》的片头。只是现在的拍摄已没有当年热闹喧嚣的场面，矿上已经破产了。印象中总是很少见到父亲，偶尔有空会给我们姊妹四个讲述《珍珠塔》和《玉蜻蜓》，也会在暗夜里用低沉的男低音为我们唱《伏尔加河纤夫曲》，他会作曲，最初的梦想是成为一个作曲家。不知道我和弟弟多年后酷爱音乐，是不是有着父亲遗传的潜在诱因。记得是一天深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来人说父亲在井下受伤了，现已送到矿医院。我陪着母亲在空无一人的大路上走了很久才来到医院。父亲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们进来，微微地点下头。我第一次看见，一向高大的父亲，脸色苍白无助地躺在那里。后来知道，瓦斯检查员一天要跑几十里路，父亲是从来不趴矿车的，那天或许是由于过度疲劳实在走不动了，第一次趴矿车的父亲被压伤了脚，后来还受了处分。1978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便想报名内招下井，作为长子，我没有理由在家里吃闲饭。从内心讲，也不想下井，也知道井下危险，但看着生活的窘境，心想只要家里生活能好一些，就下吧。父亲说：我在井下干了一辈子，不让你下井，哪怕找个临时工干。那一刻我明白了父亲的爱在深处。后来我离开了煤矿。一个童年的小伙伴，内招下井没几天，出了事故，死在井下。
高中毕业后，先在铜川书画社画商品画、肖像和广告。1980年招到银行工作至今，先后做过宣传、会计等多个工作岗位，目前还在工会兼着出纳。工作之余，继续着自己的艺术理想。高中时已认识了由省美协下放到陈炉陶瓷厂的画家笳咏老师，跟他学习书法、绘画。也没有想到多年后，我拍的第一部纪录片是《陈炉》。接下来的日子，工作，读夜大，成立画会。怀着作家、画家梦想的诸位同仁，当年的海阔天空现在早已被生活的现实所修正，每个人都挣扎在自己的方寸之间，忙碌得无暇他顾。
后来没想到的是，我大妹的同学成了我的女友，这个从小便时常来我家玩拨弦琴，时不时从我这借走几本书的小姑娘，此时已婷婷玉立。无奈她父母反对，出于一种更为朴实和经济的考量，希望能为她找个司机，可以给家里拉煤。最后我俩选择了私奔。带着仅有的少量积蓄，开始了我们的新婚之旅，尽我所能给妻子买了新衣服，也给岳父母买了衣料，以求得他们的宽恕。我只买了一身外套，里面全是旧的。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我的父母买礼物。我想以后回报他们的养育之恩。然而，没有机会了，这最终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我旅行归来，母亲病了，诊断为肝癌晚期，生命不会超过三个月。我和大妹陪着母亲到上海就医。在母亲病重期间，她给我讲起小时候外祖父给她买青梅的往事。我沿着晨雾，到处去为她寻找青梅。时时刻刻担心的，是大妹的婚期和母亲的忌日重叠。在那段痛苦、绝望和无助的日子里，我没有眼泪。送葬的时候，我干嚎了几声，泪落了下来。大妹的婚礼在母亲葬礼后的第二天进行。紧接着，临近退休的父亲被诊断为食道癌。在西安、铜川的医院，陪父亲走完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日子。父亲无声地的走了，二十多岁便来到煤矿，工作了整整一生的父亲，临终前还欠了矿上五百元钱。父母亲的相继离世，留给我的是巨大的虚空。内心极度虚弱的我，一个人不敢呆在家中。常常等妻子下班后我才回家。有半年多时间，夜里天天梦见母亲，在谴责我。内心最虚弱的时候，连妻子也无法告诉。现在能够坦然地说出，我的内心已不再虚弱。父亲去世后，小妹顶替招工到三里洞煤矿的选煤楼工作，十多年后矿上破产，卖断了工龄，现在苏州打工。大妹婚后调回到江苏太仓老家，弟弟在复旦读到博士留校任教。姊妹四人，目前只有我继续生活在铜川，谋生之余，拍纪录片。责任编辑：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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