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菊 内幕为了写《武则天》，郭沫若翻读了古史中有关武则天的记载和她自己的著作，还看了宋之的写于1937年的五幕历史剧《武则天》，以及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发表于1960年5月《上海戏剧》)。他认为
这两个剧本“都把武后写成为一个失败者，这是历史事实的”(《我怎样写＜武则天＞？》)。他不满意于这些剧本，想把武则天写成一个“一辈子都在和豪门贵族作斗争”，并“把唐太的‘贞观之治’发展了”的女性者。郭沫若在盛赞武则天的业绩时，突出肯定了她的“民本思想”。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女，一千多年来，对于她毁誉不一，迄无。武则天这个案翻得翻不得，郭沫若翻得对不对、好不好，是属史学界争鸣的范围，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一，郭沫若于1959年6、7月间酝酿史剧创作时，是不是有可能预见到或觉察到想当中国当代女皇的野心，并自觉地去迎合、？二，根据当时中国的形势，有哪些社会的、的迹象表明已经露出了想当女皇的野心？三，在1960年5月号《人民文学》发表《武则天》初稿时，是不是中国广大读者“谁都看得出来”这是郭沫若在“”，还“捧得很肉麻”？这“谁”们那时果真的已经对了并且她了吗？四，郭沫若的史剧创作，是否都是为了灌溉现实的蟠桃，即是否都要同现实挂上钩，有无例外？如对他的四幕历史剧《孔雀胆》，该作何解？
实际上，作为一位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主观诗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和史剧创作，都有着一种在时间上相对集中的爆发期的特点。就以史剧创作而论，大致是三个时期：20年代初期，创作《卓文君》、《王昭君》、《聂》“三个叛逆的女性”；40年代初期，即抗日战争的重庆时期，创作《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等六部历史剧；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创作《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电影文学剧本)。据我们所知，郭沫若在看完话剧《蔡文姬》彩排和写完《五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后不久，就紧张地投入创作《武则天》的准备工作；而在《武则天》定稿后的1962年11月，他又匆匆地南下福建，酝酿写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了。这种现象，说明《武则天》与并无瓜葛，倒是反映了郭沫若艺术创作的规律。
不错，郭沫若发表过一首的诗。他在诗中“亲爱的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载1967年6月6日《》)不过，与1959年6、7月间《武则天》之“受胎”，相距已有八年之久。我们看不出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内在联系。
郭沫若已经作古了，无法为自己辩诬。因此，我们活着的人，说话行文，特别是关涉到性质的评论时，应取负责的、审慎的态度，力求客观些、准确些；否则，诬枉故人，是很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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