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办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认为“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感到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写这个戏很有意义。”
原题：《屈原》用戏剧构筑意识形态，摘自《文艺理论与》2006年第3期，作者：高音
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国抗战分期的转折点，也成为中国抗战戏剧的转折点。受当时现实的影响，迂回影射的历史剧，成为宣传抗日与要求的一种现实的策略。王瑶先生在195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第十四章“抗战戏剧”之“历史故事”一节中写道：“历史当然不会是循环的，但在某些相同的社会条件之下，历史也可以和现实酷似到惊人的程度。特别是在历史中互相对立着的两个斗争集团的轮廓，两种代表者的性格，那真是可以作为现实斗争的殷鉴的。”1941年的现实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抗战中后期历史剧的蓬勃。有论者用“历史叙述中的现实渗透”来评价此一时期的历史剧创作。的确，活跃在那个时代的剧作家特别强调史剧与现实的对应，虽然在题材的选择和人物的看法上各有取向，但大体上有可寻。他们大都把握住了现实与历史的辩证关系，书写历史，救赎现实。
1942年10月，军事委员会部编印的《抗战五年》一书，推出了文艺界要人王子陵题为《展望烽火中的文学园地》的文章，王平陵写道：“有些事实，是热望在下一年度的文学界尽量避免的：首先，不敢或不便正视现实，故意借托历史的题材，丑诋活着的人物，从个人的观点上所认为的不满意的现状。”王平陵当然是有感而发。不久前上演的《屈原》把整个重庆点燃了，到处都有人叫喊剧中的台词宣泄对现实的不满。面对历史剧借古讽今的力量，拿出那套“六不”、“五要”的政策论调。文人只能写写文章，却撕破假面大叫大嚷。
毋庸置疑，《屈原》是19411942年雾季公演中亲者快、仇者痛的剧目。它的尖锐、强烈、启蒙意识与通过神圣的仪式化的舞台爆发出炫目的。《屈原》的诞生不仅仅是郭沫若的现实寄托和个人情怀，更得力于那个悲壮的全民抗战的年代。
说到《屈原》，不能不谈“诗人节”的发起经过。80年代在为纪念抗战，陈纪滢著文详述了与郭沫若等人共同商议发起“诗人节”的情形。当时敌机轰炸的重庆，起伏，“这个档口儿，我们把屈原捧出来，不但应节应时，更可以鼓励人们的气节！不可因滥炸而失去了民族正气！”被公推为的郭沫若说：“在抗战期间人人如有屈原的，不会出现，也不会向敌人投降，而激浊扬清，更是今日所缺乏的。(后来他所著《屈原》话剧本即由此次而起)”
说到《屈原》，不能不谈及1941年那次轰轰烈烈的祝寿事件。据阳翰笙回忆，对郭沫若说：“为你作寿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斗争；为你举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切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上和文化上的。”负责具体运作事宜的阳翰笙，动员了几乎是整个文艺界、文化界和新闻界。11月16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刊载的文章《我要说的话》，对郭沫若给予“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的高度评价。在纪念会上，冯玉祥致词学.习郭沫若的忠心为国。在的下，重庆戏剧界组织了《棠棣之花》、《春秋》两台话剧祝寿演出。迫于时局参与祝寿签名的文化部门负责人张道藩对于这件事，认为在受到困扰苦恼中，也加深了对工作的认识。“第一，他找我签第一名，不是一个轻率的决定，早已算定了我不能。第二、他懂得要捧自己人，最好找敌对的一方负责人领头，才有宣传效果。第三，他做一件事很彻底。
祝寿活动和《棠棣之花》的成功演出激发了郭沫若创作《屈原》的冲动。《屈原》的戏剧冲突建构在与、爱国与、善与恶、忠与奸、与之间，核心动作就是“南后”这一突变。建国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认为，“通过南后这一突变，屈原一生的悲剧性已被凝聚在一个具体事件中了。斗争采取了人格的方式，保民兴楚的大业毁于顷刻之间，伟大的灵魂被卑污的，智慧和忠诚在面前失去了作用，这正是屈原一生悲剧的戏剧化的表现，遭此巨变时，从屈原那可与日月争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了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是我们的国王，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办的《中央日报》副刊上连载。认为“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感到谗陷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写这个戏很有意义。”
1942年4月2日，《新华日报》在《屈原》公演前一天刊出广告：五幕历史剧《屈原》，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4月3日该报开辟了“《屈原》公演特刊”。演出掀起的观剧热潮，使得次日的中央社都发出《屈原》“上座之佳，空前未有”的报道。日后，设宴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他对夏衍等说：“在连续不断的中，我们钻了一个。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
《屈原》被视为历史、讽喻现实的骨鲠。不仅撤消了副刊编辑孙伏园，而且组织《中央日报》、《中央周刊》、《文艺先锋》等报刊对《屈原》的“”的春秋笔法大肆，围绕《屈原》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较量。一边是御用文人的、，在创作意图、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运用史料等一系列问题上，。
一边是《新华日报》集合活跃文化界的社会开设持续半年之久“《屈原》诗词唱和”。作为还击，郭沫若阐述了他的“失事求似”的史剧主张。郭沫若认为与历史研究“实事求是”不同，史剧创作要“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对于有人爱把史剧和现实对立，写史剧的便被为“逃避现实或不敢正视现实”的说法，郭沫若反驳，“现实这个字我们用得似乎太随便了一点。现在的事实固可以称为现实，表现的真实性也正是现实。我们现在所称道的：现实主义无疑是指后者。”
郭沫若认为，“现实主义并不是写实主义；它必须彰善阐恶，树之风声，因而它的骨子里面便不免有刺刺于文学的存在差不多等于自然属性，就好象没有没刺的蔷薇，没有没刺的蜜蜂。你假如怕刺，最好是谨慎些，不该自己有被刺的弱点。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总不好因手指被刺而把蔷薇全部拔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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