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是抵御外侮的钢铁长城，是人民的坚固堡垒。军人，是英雄主义的，是一个民族坚挺的脊梁。2017年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来建军90周年，这支人民军队与万千中华儿女一同经历风雨，更与天下百姓一起创建辉煌。从今天起，文艺部将陆续推出“铸剑·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特刊”，邀请文艺名家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共叙军旅情怀，期待再创军旅文艺新高峰，为新时期的强军建设贡献力量。
从《诗经·国风》中“与子同泽”“与子偕作”的卫国庶民到王昌龄笔下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中国古典诗词自古就有这样一条激昂、的传统。于血火之间涅槃的新中国，她的南征北战、她不屈的军魂与不倒的战旗、她在和平发展时期的铮铮铁骨与英雄情怀，也在不断地被人们以文艺的样式刻录下来。在丰富多样的文学艺术中，军旅文艺最为直接鲜明地体现出文艺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并以其高昂的英雄主义凝聚，催人奋进。
军旅文艺与时代同行，首先表现在积极反映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表现时代的主旋律。从臧克家的《从军行》、沙汀的《随军散记》，到王树增的《抗日战争》，作家用笔唱响了我军抵御外敌入侵时的英雄赞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十送红军》等优秀歌曲凝聚着我军严谨的作风与强烈的战斗，抒发着国内战争时期浓浓的军民鱼水情，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投奔；《小白杨》《咱当兵的人》等新时期脍炙人口的军营歌曲，传递的则是和平时期军人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红十字方队》《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冲出亚马逊》等作品，聚焦军医、特种兵等特殊的军人群体与新一代军人平凡中的伟大。但凡经久不衰的作品，无不既传递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军旅主题，又承载着爱国、担当等具有价值的品质。
军旅文艺与时代同行，还意味着其文艺表现样式需具有时代性。无论是抗战时期的工农文艺，还是今天的战争或军旅题材的青春剧，但凡深入的作品无不贴近所处时代的审美需求。抗战时期，我军的文艺队伍充分利用落、渔鼓词、春锣情、大鼓词等民间曲艺形式，京剧、东河戏、木偶戏等传统戏剧形式以及各地流行的民歌和歌谣等为载体进行创作，将文艺大众化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当国家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期，人们对文艺的需求不断增强，文艺样式随之丰富起来。歌曲《军港之夜》《十五的月亮》《说句心里话》等军旅题材的歌曲所以广为传唱，与其搭乘了国内流行音乐发展高峰的快车不无关系。尤其影视艺术的长足发展更为军旅文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和这一阶段的其他文艺作品主人公相似，《历史的天空》《燃烧的岁月》《士兵突击》等影视作品中的军人形象也告别了脸谱式的“高大全”模式，代之以“成长小说”式的主人公类型：不完美，但不断地超越，军人形象随之有血有肉起来，而这也正是大众审美的需求与体现。
军旅文艺与时代同行，在今天更意味着要紧扣强军目标，展现今天这个时代中人的风采，传递其所蕴含着的英雄主义气概。著名词作家、剧作家阎肃生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的舞台和屏幕上也有风花雪月，但这个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爬冰卧雪，月是边关冷月。”从烽火连天的传争、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战争，到反恐战、信息战、心理战等“看不见的战争”，军人的形象与在不断变化，军旅文艺如何把住时代的脉动准确定焦？面对历史主义、消解崇高、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军旅文艺如何树立新风正气，挺起文艺的脊梁，坚守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内核？这都是时代向军旅文艺发起的挑战。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90年的历程。如何在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征程中实现强军兴军目标、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如何适应国际战略格局和形势的深刻变化，建军、强军、依军……这些对我军来说是不忘初心、固本开新的征程；对我们的军旅文艺来说，更是时代给予的宝贵机遇。
军旅文艺与时代同行，这关乎时代的建构，关乎理想的锻造与传递。军旅特色，就要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旗帜，体现出军人的铁血气质与风貌，以崇高、壮美的美学风格，反映国家与民族的，反映英雄的不屈意志与气节，不断开拓新题材、创新新视角、表现新境界，为军队、为民族、为国家吹响嘹亮的时代号角，团结奋进，共创辉煌。
我17岁当上了娃娃兵，在人民军队的培育下，如今成为一名电影导演。军旅生涯近六十载，心头只有两个沉甸甸的字：！在我的艺术实践中，有幸拍摄了一批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历史军事题材影视作品：《长征》《金沙水拍》《我的长征》表现了伟大的长征；《血战台儿庄》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七战七捷》《风云》《大决战》赞颂了中国人民将进行到底的；《惊涛骇浪》则讴歌了和平年代军志成城的抗洪。
军魂、英雄、中国感天动地。通过重大历史军事题材军魂、讴歌英雄是时代的主旋律。我非常喜欢“传递正能量”这个提法，然而以为可以加一个前置词，那就是“艺术化地传递正能量”，力争做到艺术性、思想性和价值取向三者有机结合，使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朋友喜闻乐见，自发地参与审美才好。
每拍摄一部作品，我都在导演阐述中提出“创新、突破、超越”的艺术追求。拍《长征》时，我们将与错误线的斗争这条主线予以突出表现，因为长征不是从胜利胜利，而是红军从陷入存亡绝续的险境到迎来的胜利。同时，强调营造诗意化风格。中国工农红军当年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本身就是一首悲壮的诗篇。举一个小例子：在声音的处理上，我采取了“声画对立”的手法。许多惨烈的战争场面、红军与恶劣的自然搏斗的场景，其背景音乐却是凄美哀婉的江西民歌《十送红军》，我特意将歌词最后两句改为“问一声亲人红军啊，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悲哉壮哉！请唐国强第一次饰演时不乏反对意见，然而经过演员的艰辛探索和摄制组全体同志的努力，一个生动的形象受到广大观众的认同和赞扬。艺术需要创新，需要创造。
又如在拍摄3部6集战争史诗《大决战》时，我受命担任全片“统帅部”摄制组导演，我深知肩头责任之重。如何准确地刻画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阵营的决策性人物，如宋美龄、陈布雷、顾祝同、蒋经国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军顾问团团长巴达维将军等形象，将直接关乎作品对中国领导的威武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塑造，以及对人民群众的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塑造敌方阵营众多人物要摒弃脸谱化。进而，我为蒋介石在三大战役中的心理变化轨迹作出如下定位：开篇辽沈战役——威而内向；及至淮海战役——盛且外露；结局平津战役——。从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失败不只是败在军力，更是“失者失天下”，的胜利乃是“得者得天下”。诚如《血战台儿庄》面战场的抗日爱国将士为民族而战，可歌；《大决战》中发动内战的八百万军队虽其势汹汹，但代表的是官僚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利益，可悲，必败无疑。
我是军旅导演，创作重大历史军事题材影视作品是我的、责任和担当。老兵不老。我将与电影大军一道，为艺术化地军魂、讴歌英雄而继续努力！！
顾名思义，《建军大业》描写的是人民军队创建的历程。无论是在国家的历史上，还是在党的历史上，1927年都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建军大业》表现的是从1927年四一二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一历史阶段，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大事件。内部、清党，连都曾一分为二。中国当时并没有直属于自己的军队，但因为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展现出蓬勃发展的生命力，于是就变成了旧军阀和新军阀共同的狙击目标，必欲除之而后快，四一二和七一五大，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人发起了绝地反击，即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最终几支起义队伍历经辗转苦战，胜利会师井冈山，这才有了后来的工农红军、八军、新四军，以及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部电影的创作不同于此前两部作品。首先在时间跨度上，《建国大业》表现的是五年，《建党伟业》是十年，《建军大业》只有一年。其次在核心人物上，《建国大业》是“双雄斗”的模式，《建党伟业》分散一些，《建军大业》则明确地以、、三个主要创建者为核心人物进行描写。这三个人物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功不可没：兵运，苦心经营；发动农民，建立以农村和山区为基础的根据地；力挽狂澜，在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下了军队，保留了火种。几年前刚开始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们一起讨论人物的选择和定位，有这样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没有润之（），就没有山峦叠翠中的一方天地；没有翔宇（），就没有啸聚洪都的数万义士；没有玉阶（），就没有驰骋南国之工农铁流。要表现人民军队的创立过程，这三个人物是核心人物，这部电影能否做好，关键在于这三个人物能否塑造好，正是他们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以异乎的大决心、大勇力、大智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扭转了历史的方向，成为了时代的中流砥柱，最终创建了人民军队。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和《建军大业》这三部重大历史题材作品，迄今为止算是有了一个相对的收官。三部作品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建国大业》讲的是结果，是胜利；《建党伟业》讲的是缘起，是由来；《建军大业》讲的是成因，是斗争。在《建国大业》和《建军大业》中，都有一句同样的台词：我们人，就是从这样的失败中走出来的。事实也是如此，人擅长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胜利。我们这些年主旋律电影的探索，也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建国大业》证明了主旋律电影收获好的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以有好的经济效益；《建党伟业》证明了这样的主旋律电影模式可以在商业上进行复制和迭代；《建军大业》则是对这一模式和形态的延伸探索。这三部曲的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和我们民族的建军大业一样，是一个不断进取、不断探索、不断进行的历程，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要只把目光放在眼前。每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只要我们在前进，胜利就终将属于我们！
今天，军旅文学创作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境遇。这对军旅文学发展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的“”与时代的“现实”是在角力：当作家以强健的力量去拥抱现实时，其作品才能真正打动人；相反，如果一个作家的纤弱以至于被现实压垮，那么，作品即便包罗万象也全无生命力。因此，军旅文学创作要有现实的容量，更要有的力度。要寻求创作上的突破，就必须具备赋予时代以力量的心胸与勇气，舍此别无他途。
一是要悉心时代的伟力所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明显提升——说到底，赋予一个时代以力量并不是纯粹主观的活动，不争的事实是这一切的基础。但军旅作家仅仅聚焦现实远远不够，还要把这之上层面的内涵写出来。对于军人来讲，这种力量是真实存在的，它无所不在同时又难以言传。军旅作家的就是敏锐地捕捉到这种，并且用饱含深情的文学作品传达出来。
二是要深入观察时代的内在肌理。一个时代是活生生的，是一个有机体。她既朝气蓬勃，又存在着病灶甚或危机，也正因如此，她才充满着，充满着活力。军旅作家在一个时代的时候，不应偏执、不应盲目、不应冷漠，而应该用全副身心去理解她。否则，就容易仅仅观察到时代的某一个侧面，无论这个侧面是好是坏，因其片面，创作者赋予其上的力量很难有牢固的根基，也就难以真正地打动。今天的人民军队好似一个英武的年轻人，他既在迅速地强健起来，也在地克服积习，以实现真正的。只有当我们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刻在心里时，我们对时代的把握才会相对全面。
三是要善养契合时代的之气。若要赋予时代以力量，军旅作家自己首先要有强健的。他应该是时代的参与者，而不是多余者；他对时代充满期待，而不是灰心丧气；他有克服的勇气与决心，而不是逃避与。甚至可以说，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心灵，他就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所以，军旅作家的首要任务是自己的灵魂。这颗灵魂要在奋斗进取中，在庸常生活中，在腐蚀中，在中。只有这样，军旅作家才能与人民军队融为一体，做到心意相通、不分彼此；他们的作品所蕴含的力量才能打动并引领我们的军人、我们的百姓。
可以说，一个时代所能展示出来的力量就是这个时代历史进程的高度浓缩与精练，代表着这个时代的风貌与气象。赋予时代以力量是军旅作家的历史责任。
军事文学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始终占有显著地位。新时期以来，军旅作家在历史战争、当代战争与和平军营三个领域不断开掘，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力作。这些作品或人生，入木三分；或力道深藏，秀丽内含；或洗尽铅华，真纯毕现；或信笔写来，风致自显。或豪放或浑厚或缠绵或委婉，众多优秀作品虽表现手法各异，但却无一不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作为其底色。
爱国是人的最高，更是军人至高无上的美德。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爱国主义的内涵当然不会完全一样，但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自己的军队和人民为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而奋斗。，大多数名垂青史的文学家都有强烈的爱国情愫，并留传至今的爱国名句。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至今仍被人们反复引用；纤纤弱女、吟诵“绿肥红瘦”的婉约派词家李清照，面对国破家亡，也写出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
自人类伊始，英雄主义就被人们所崇尚。最初，它仅是源于生命的和对的渴望，只有那些最勇敢和最充满生命力的个体或群体才能得到命运的眷顾。英雄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和规范，则是在国家和领土的概念出现之后。当人们以审美的目光看待英雄主义的时候，它就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而被编码融进人类生命的“基因”之中。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之所以成为我事文学作品最绚丽夺目的底色，是由军事文学尤其战争文学的特质决定的。血与火的战争常常把人生最严肃的命题，诸如国与家、群与己、誉与毁、理与欲、浮与沉、生与死……统统集中摆放在你的面前，让你做出抉择。血与火的战场，常把人生的经历最大限度地浓缩，爱与恨、喜与悲、无畏与恐惧、与等人类的一切情感，无一不在战争这一特定的下被大大强化。这些情感，有的人在10年、50年甚至一生中都不见得全部经历，而在战场上，人们只需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就把这些情感全部体味了。的战争，也常使人们的情感在瞬间发生“核裂变”，而这些情感的“爆片”无不闪耀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泽。
意志和毅力是衡量灵魂轻重的天平，自制力则是美德的保障。一支人民的军队，它必然要求所有的都具有超出的意志、毅力和自制力。即使在和平中，军队也须以铁的纪律去向生命所能承受的极限挑战。军队是性格、爱好和见解不同的人组成的集合体，但有一种比个性更强烈、比爱好更深刻、比见解更广泛的纽带，将这个集合体高度统一，那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人民军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征服一切艰险，赢得；天塌地陷，军人是擎天之柱，风狂雨骤，战士是巍峨的高山！
一个没有的民族，是瘫痪的民族；同样，一个没有伟大英雄的民族，是患有“软骨症”的生群。军旅作家应饱吮自己的心血，在作品中留下军人的风骨和血肉，去展现我们这个民族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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