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君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其人其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自古以来书画家、诗词家和戏剧家笔下久远的主题。但有关王昭君及昭君出塞的文化主题基调与其说是凄美，不如说是哀怨、同情。如唐代崔国辅依据传说模拟王昭君心态赋诗云，“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把王昭君和亲匈奴远离中原北去的悲剧归咎于汉元帝时的宫廷画诗毛延寿，认为是毛延寿有意遮蔽王昭君的容貌导致了王昭君和亲匈奴的凄惨命运。到了北宋后期，王安石赋诗表示 ，说是“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认为传说中王昭君美丽的神韵气质并非画师们可以信手描画勾勒出来，所以不存在毛延寿有意王昭君的可能，其被杀实属。在笔者看来，古代文人们关于王昭君的这些异见其实都无关。倒不如说，在男子居社会主导地位的时代，女性作为男性的从属，她们要么因美丽漂亮被男性关注、欣悦，要么成为国家活动中一颗任随的棋子。如果说，现代社会的跨国婚姻由于体现着男女双方的意志而不失为当事者的幸福，那么，为了以往国家、民族利益被强制性远嫁异邦的女子来讲，无疑是其意志和情感的悲剧。我想，这才是昭君出塞这一令古代男性诗人们唏嘘不已的悲凄故事的真实意义。
其实，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的西施、王昭君、貂蝉、杨玉环绝非中国历史上无人可匹的最美丽四位女性。她们被誉为“四大”，根本原因在于都曾经处于显赫的，并且更重要的是都曾经与各自所处时代的国家、民族命运的重大变故休戚相关，在国家、民族的兴亡治乱中起到过特殊作用。比如，西施以其行为方式协助勾践复兴越国;王昭君和亲匈奴平息边患，赢得汉与匈奴间数十年和平;杨玉环则被擅天子独宠致其兄杨国忠乱政引发安史之祸等等。至于貂蝉,姑且不论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其事,但她名列中国古代四大之一,根本或唯一的原因是小说家笔下的貂蝉深明,在东汉王朝即将倾覆之际主动参与诛灭董卓的斗争，并且发挥了似乎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不管这些女性作用如何耀眼，其实都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由于条件所限,古时的人们还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完全被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所支配,所以不可能正确把握、认识王昭君这一类女子命运的真谛。甚至可以说,所谓“四大美人”无非是后们为了加强王昭君们的影响和感染力而附会于其的称誉。
北宋初年，一位任地方官的文人柳开曾就当时某些朝廷重臣基于北方边患严重，采取守势甚至主张降辽的情况模拟王昭君的语气，写了一篇《代王昭君谢汉帝疏》，以面对北辽无措手足，只想求和的朝廷重臣。
夫自古妇人，虽有贤异之才，奇畯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心；况幽闭殿廷，备职禁苑，悲伤自负，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选，得列嫔御；虽年华代谢，芳时易失，未尝敢尤怨于天人；纵绝幸于明主，虚老于深宫，臣妾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国家以戎虏未庭，干戈尚炽，胡马南牧，圣君北忧，虑烦师征，用竭民力；征前帝之事，兴和亲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国家深思远谋，简劳省费之大计也（暗讽大臣不能用命，致使国家以妇人和亲）。臣妾安敢不行矣。况臣妾一妇人，不能违陛下之命也。
今所以谢陛下者，以安国家，定，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场无侵之患，尽系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闭为心，宠幸是望，今反有安国家，定，息兵戎，静边戍之名，垂于万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愤也。（将相，妇人出塞，昭君其实非常怨愤）
文章言简意赅，语义深刻。给王昭君和亲的悲剧注入了王昭君为了平息汉与匈奴的战争而主动要求完成“和亲之策”的内容，其要害在于“安国家、定、息兵戈，静边戍”原本是“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的“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结果却“移于臣妾之身”。对男性完全主导国家条件下的北宋朝廷的讥讽确实辛辣。柳开此作，无非是一篇充满悲愤和沉重忧患意识的历史戏言，但比起今天电视荧屏上频繁出现、令人厌恶至极的诸多轻佻浮薄的历史戏说，其意义要积极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柳开文中“夫自古妇人，虽有贤异之才，奇畯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心”一段话，深刻地道出了封建制度下妇女的地位。
柳开去世约980年后，即20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发生的“”结束不久，著名戏剧大师曹禺编写了一出话剧《王昭君》,对王昭君的形象作了彻底。如果说柳开笔下的王昭君是为解汉帝之忧请缨和亲，因此仍然合乎逻辑地保留着王昭君选择和亲出塞的哀怨，那么曹禺的剧本则完全清除了昭君出塞的悲戚哀怨色彩，塑造了一位自始就是为了国家安定与边境和平，为了汉与匈奴友好相处且对匈奴单于一见钟情、敬慕不已，出于庄重的民族感而赴北和亲，充满现代意味并张扬着强烈现代的全新形象。
女性的从属地位不仅存在于生产活动中,同时也相应地表现于国家的、文化活动方面。尤其在国家的活动中,男权执政集团往往把具有特殊身份的女性外嫁异邦作为换取本国或本民族、经济活动安全、稳定的手段,是一种具有国家意义并且带有外交因素的的联盟策略。这种国策,并非汉代才产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非常普遍,“之好”这句成语就源于公元前676年晋献公把女儿伯姬嫁给秦穆公做夫人的故事。而中世纪的欧洲各民族、国家王朝间出于、经济原因相互联姻的情况同样不乏其例。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人们熟知的汉唐时期的和亲国策还是春秋战国时代及中世纪欧洲间的联姻,本质上都源于农耕经济时代男性支配女性的。当然，即使这种方式经常造成被作为国家手段的女性个人的情感悲剧,我们也没有理由否定这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意义因而经常被采用的联盟形式。我们可以对王昭君这样无力自主婚姻的柔弱女子个人的命运表示深切同情,却不能制定这种国策的男性集团对和亲女子个人意志和情感的冷漠,毕竟在那样的时代这是一种在一定时空范围换取国家、民族安稳,避免更多流血的方法。也就是说，当女性从属男性还是保障关系和谐及社会稳定的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时，类似昭君出塞这种女性意志和情感的国家行为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只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男性体能在生产力构成中所占分量越来越低，女性能够像男子一样参与几乎所有社会生产活动，从而奠定了女性解放并能够充分表现自己意志的经济基础时，才能够彻底杜绝昭君出塞这种女性个人的情感悲剧）。当然,由于和亲或国家联姻都是由被男性支配的女子承担,因此无论是就、稳定还是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而言,其效果并非如今天的许多文人们以浪漫的笔触夸张的那样伟大、辉煌。在很多时候,即使和亲异邦或联姻外嫁的女子仍然居于宫廷高位,也无法避免以此为纽带获取的民族、国家间和平联盟破灭。这就是历史,这就是真实的、客观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肖月/文 悠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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