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解读》是一部敢于接近的幽灵，而又不被它所俘虏，以平和的心态、的标准与严密的逻辑征服幽灵的力作，是一面让“”的“照妖镜”。
【原编者按】
《解读》将在2016年1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哈夫纳最有名的著作，也是其得意之作。1978年出版后在引起轰动，连续四十三周位居畅销书排行榜榜首，至今在仍为评价最高、销最广的专论，已再版二十多次，被译成二十三种语言，作者凭借此书荣获当年杜塞多夫市海涅，可见此书的价值和界研究二战史的专家们心中的地位。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该书景德祥撰写的导言，原标题为《征服的幽灵》。正如导言里所言，“1938 年的还不是完整的、真正的，1945 年的才是其本来面目。历史没有亏待。当然，考虑到1938 年以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没有在当年猝死实质上也是人类的厄运。如果他‘及时’死了，人类可以避免一场，而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在历史书上多了一个的‘伟人’。”
一
我们一般接触到的有关的读物，或属于“远距离扫射”，或属于“近距离感染”。前者对的打击效果犹如向银幕上的，而后者则已经被的幽灵所与俘虏。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解读》则是一部敢于接近的幽灵，而又不被它所俘虏，以平和的心态、依据的标准、凭借丰富的知识与严密的逻辑征服幽灵的力作，是一面让这一“”的“照妖镜”。
二
1934年，出席。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 Haffner，19071999）是著名评论家与历史学家。他于1907 年12 月27 日出生在，原名莱蒙特普雷策尔（Raimund Pretzel）。大学期间学习法律，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国家司法机关工作。1933 年上台后，因不愿意与同流合污，他主动辞去，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8 年，因对的愈演愈烈，他与有犹太血统的未婚妻一同离开，移居英国，并任英国《观察家报》方面的记者。为了其在的亲友，他选择了“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这个笔名。据其女儿萨拉回忆，这是因为他喜欢著名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与莫扎特（尤其是其《哈夫纳交响曲》）。1940 年，哈夫纳在英国出版了《：杰克尔与海特》一书，向英国解析德意志民族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夫纳于1956 年以《观察家报》驻德记者的身份返回到当时的联邦。在向英国报国的同时，哈夫纳也经常参加联邦每周一次的著名国际记者“国际早餐会”，逐渐介入新闻与界。1961 年8 月13 日，即在建造“墙”的当天，当再次成为世界焦点的时候，哈夫纳向《观察家报》辞职，改任联邦《世界报》记者，次年又改任《明星》周刊的专栏作家，由此完全回到了故乡的之中。在20 世纪50 年代，哈夫纳还是一位保守的“冷战”。人们可以经常听到他对的猛力。自1962 年10 月联邦发生阿登纳打击新闻的“事件”起，哈夫纳的思想开始向左转。
1964 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与联邦史学界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的辩论，哈夫纳推出了历史著作《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在揭露德意志帝国外交失策的同时，哈夫纳要求联邦社会吸取德意志帝国的教训，放弃复仇主义的幻想，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后来他甚至提出了承认为外国，放弃统一的主张。保守的哈夫纳成为了后来勃兰特的“东方政策”的开人。（他还认为，两德的统一“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当1990 年统一成为事实的时候，哈夫纳坦然认错：“这是我一辈子出的最大的洋相！”）1967 年，哈夫纳又推出了《丘吉尔传》（Churchill），受到了广泛的赞赏，进一步奠定了其历史散文作家的地位。联邦爆发时，哈夫纳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十分理解与支持年轻一代的运动，成为青年学生难得的“忘年交”。不仅如此，哈夫纳的思想“左化”到了让社会党人难以的地步。1968 年，在1918 年五十周年之际，哈夫纳又出版了相关著作《》（Der Verrat），当年社会党领导人艾伯特“”了社会主义理想。
1939年6月6日，出席庆祝秃鹰军团从西班牙返回的。
1978 年，年逾古稀的哈夫纳推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即这本《解读》。该书出版不久，便在联邦引起轰动，连续几个月稳居畅销书榜首。哈夫纳因此在当年获得杜塞多夫市的海涅。尽管在此之前（1972 年），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已经出版了巨著《传》，但哈夫纳的《解读》则以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的特色长期与费斯特的千页巨著平起平坐。费斯特赞誉哈夫纳的“小书”“毫不费力地”把许多篇幅巨大的著作“撂在了后面”，不知他是否也指自己的《传》。总之，哈夫纳的《解读》是最为畅销的读物，至今已经再版二十多次，而且被翻译成二十三种文字。
《解读》中的某些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他们对哈夫纳的历史专业水平还是有所保留。但当一年后哈夫纳的图文并茂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问世时，专业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对他的专业知识与判断力表示钦佩。
哈夫纳对普鲁士，特别是其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高度评价，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普鲁士的。进入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哈夫纳虽然年老体弱，但仍然用口授的方式不停著述，1987 年，八十岁的哈夫纳又出版了历史评论集《从俾斯麦到》。该书被视为哈夫纳对近现代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最后总结。
1999 年1 月2 日，在度过了九十一岁生日的几天后，哈夫纳在去世。2000 年，他于1940 年前后创作的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遗著《一个人的故事》由其子女整理出版，很快也成为畅销书。再次兴起“哈夫纳热”。
哈夫纳虽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研究，但他对历史意识的影响却大于任何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哈夫纳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是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观察历史，用普通人的语言来写作历史，用日常的逻辑与尺度来解释与评价历史。正因为他避开了专业历史研究的视角，他看到了专业历史学家所看不到的历史的面目。也正因为他面对普者写作历史，他比专业历史学家们更多地解答了同代人的历史疑惑。《解读》在各方面都是哈夫纳写作特色的经典代表，也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三
在议事。
回顾哈夫纳20 世纪60 年代的创作历程，可以想象，到了70 年代初，对于哈夫纳来说，写一部有关的书，一定是一件技痒难忍，但又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推出了《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丘吉尔传》，显示了自己对历史题材的浓厚兴趣以及在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才能。在1968 年，他又出版了纪念1918 年的《》一书。人们可以预料，哈夫纳将在1975 年前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十周年之际，推出一部有关或的著作。
而另一方面，哈夫纳又遇到了两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其一是当时在联邦史学界迅速崛起的社会史学派。在该学派的影响下，联邦历史科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国家向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转移，对历史人物的专注研究已经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老一套”。他们认为，研究历史不能以为中心，而为这样一位历史的写传记，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造成上台的历史、、社会与经济原因。
哈夫纳的另一个或许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费斯特。这位比哈夫纳年轻近二十岁的家与历史作家，于1973 年推出了巨著《传》。这部著作远远超越了20 世纪50 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A. Bullock）的传记，创造了研究的新顶峰。在费斯特的《传》以后，再推出一本更为全面、详尽、透彻的传记，显得不仅多余，而且几乎不可能。或许，这也是哈夫纳没有直接在1975 年前后出版自己的著作的原因之一。
而当本书在1978 年出炉的时候，哈夫纳还给它起了一个过于谦逊的书名：《关于的几个注解》。意思似乎是，本书不是又一部传记，《传》已经有人完成了，我只能附加几个注解作为补充。该书七个章节的标题也真是“注解”般的简单：生涯、成就、成功、错误、失策、、。但结果表明，虽然有费斯特的《传》在先，哈夫纳的几个“注解”却不是多余的。如果说费斯特的《传》是这条巨蟒的巨幅油画，那么哈夫纳的肖像则是一张简明扼要的速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入木三分，比墨浓笔重的油画更实。费斯特的著作宏大详尽，但读者很难得其要领，而哈夫纳的“注解”名副其实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如此，哈夫纳还指出了这条巨蟒的致命“七寸”。在费斯特的画卷里，巨蟒般的活灵活现，让读者感到恐惧（甚至“悲壮”）而又入迷；而在哈夫纳那里，有时是条巨蟒，有时却萎缩成了一条蜥蜴，而且最终被征服了。
哈夫纳没有运用复杂的学或社会学理论，不做过度的艺术渲染，也不做过高的，而是用普通人的平淡眼光来观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叙述，用相对客观的标准来评判的功过。甚至可以说，是先把当作一个普通人、正来看待，尔后逐渐其畸形、疯狂与的原形。
四
儿时照片。
翻开第一章“生涯”我们首先读到的开场白是，第一页，“阿道夫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阿道夫一开始就走下坡”。一本以为主角的著作以如此平淡的语言与视角开头，实在出人意料，而同时又让人眼前一亮，兴趣顿生。在这里，哈夫纳观察的眼光，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对一位名人进行体检的眼光，更确切地说，是对一具“名尸”进行解剖的眼光。他不让名人的阴影、功过影响他的工作。“躺”在他眼前的“名尸”，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级别”失败者的大起大落的人生履历，一个让许多人百思不解的谜：开始是一个默默无闻、古里古怪的失败者，然后是一个遮天蔽日、不可一世的“成功者”，而最后却又是一个一败涂地、的失败者。在为这具“名尸”填写“一般栏目”的时候，哈夫纳仅仅依据几条众所周知的，但一般人的信息，就了生命的畸形：这位在影响方面近乎“满分”的世界历史“名人”，在友谊、爱情、亲情、文化、职业等方面都是个“零”。这也就基本了成为一个狂的原因，因为是他的生活替代品。在对的个性与个人生活做静态观察后，哈夫纳逐个评述了生涯的七个阶段或重大决定：
一、早年便专心，把当作生活的替代；二、1913 年从奥地利移民到；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决定当家；四、发现自己作为大众者的魅力；五、决定当；六、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时间计划，也就是决定发动战争；七、决定。读者可以在很短的篇幅里，看到是如何从一个无业流浪者“辉煌”，随后又的。字里行间，的成败之谜已经隐约可见。
与戈培尔等共进午餐。
在第二章“成就”里，哈夫纳毫不讳言地承认，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是1933 年上台后获得绝大多数支持的主要原因。到1936 年，在短短三年之内，解决了大众的失业问题，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也创造了扩军的“奇迹”。到1938 年，的军队从仅十万人的陆军发展到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包括最强大的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变成了一沓废纸。哈夫纳尤其突出了在建立作战的装甲兵种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兵种的建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哈夫纳认为，虽然在创造经济与军事“奇迹”的时候有许多帮手，但他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另外，还推动了社会的变革。这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促进了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哈夫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区别在于集体主义，在于人的“社会化”。在此意义上，无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
费斯特曾提出过这样的猜测：如果于1938 年底遇刺身亡，那么绝大多数人将把他看成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家（Staatsmann），或许是历史的完成者。他的那些反犹言论会被当作胡思乱想而被遗忘。对此，哈夫纳提出了质疑。他认为，1938 年底如日中天的声望，是与他通过和平道获得的一切成就密切相关的，而实际上早就开始备战了。当这一秘密被揭开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会因此受到影响。另外，到1938 年，不仅已经把魏玛国的制度，而且把的现代国家制度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只有他一人能够控制的混乱状态。如果在此时猝死，那么人会突然发现，他们连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都没有了，没有留下一部，没有确定人，他留下的只是一片混乱。
哈夫纳的质疑不无道理，但在看来，这两点也未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的历史形象。如果人们能够原谅他的反犹言论，那么也会原谅他的战争计划，因为它们毕竟没有付诸实施，没有形成的现实。虽然没有建立一套新的国家制度，没有安排，他意外身亡后会出现混乱，其他将展开激烈的斗争，但人或许不会把这种混乱归咎于，而是归咎于其他，他们不如。而残局，在一番无序斗争后建立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国家制度的能力，戈林、戈培尔之流还是有的。没有了，也不大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也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这就是说，如果于1938 年意外身亡，他以历史上最伟大的家的身份被载入史册是不可避免了。可惜的是，没有这样的“福气”。他不能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家被载入史册，这一点也不他。因为，如果他有了这种“福气”，那确实是“便宜”了他。因为1938 年的还不是完整的、真正的，1945 年的才是其本来面目。历史没有亏待。当然，考虑到1938 年以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他没有在当年猝死实质上也是人类的厄运。如果他“及时”死了，人类可以避免一场，而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在历史书上多了一个的“伟人”。
与小女孩。
在“成就”一章结束时，哈夫纳把与俾斯麦、拿破仑作了比较，得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结论：如果仅作为“成就健将”，或许比拿破仑还强大，但有一种境界他永远没有达到，即“国家巨匠”的境界。作为征服者，拿破仑虽然也失败了，但他留下了一套国家制度。的成就只是昙花一现，在他失败后都无影无踪了。这不仅是因为的奋斗以灾难与失败告终，而且还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打算建立一些固定的制度留给后人。拥有的是巨大的摧毁力量，而缺乏的是积极意义上的建设能力，他不是一个国家的建设者。在这里，哈夫纳赋予了“Staatsmann”一种独特的、建设性的“国家巨匠”的含义。本来我们可以把“Staatsmann”翻译成“家”或“国家”，无疑可以被称为“家”、“国家”，但确实不是一位为后代打造一套国家制度的“国家巨匠”。或许，打算在赢得针对苏联的“空间战争”以后才开始建设国家。但我们很难想象，会在战胜苏联以后，不继续与日本或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哈夫纳对成就的肯定，曾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但哈夫纳对的“赞誉”也不过如此了。从第三章的标题“成功”来看，哈夫纳似乎还在为“摆功劳”，但实际上他已经向“开刀”了。哈夫纳认为，有必要把“成就”与“成功”区别开来，因为“成就”是属于个人的，是客观存在的，而“成功”则是相对而言的。一方的“成功”是以另一方的“失败”为前提的。“成功”并没有绝对价值，它只能说明成功的一方在较量中比失败的一方强大。在这里，哈夫纳寻找到了解释一生大起大落的成功曲线的钥匙。1930 年前一事无成，而在1930 年至1940 年间获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目眩的对内对外的胜利，而从1941 年秋起，则又每况愈下，直到一败涂地。为什么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
哈夫纳认为，原因就在于在不同的时期遇到了力量强弱不等的对手。在1930 年前，魏玛国对于来说还是太强大了，他在1923 年11 月发动的“啤酒馆”被巴伐利亚毫不费力地下去了，他出狱后重建的党的成就一直是微乎其微。只有当魏玛国在1930 年再次陷入严重危机，而且原有政党发生的时候，他才得以乘虚而入，在的阶梯上节节攀升，最终在1933 年1 月得以上台，并在短短一年半多的时间内，即在1934 年8 月兴登堡死后，建立了个人。所有这一切“成功”，都是因为碰到了软弱无力、分崩离析的内政对手。
自1935 年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对外的“成功”：1935 年实行普遍兵役制，1936 年3 月进军莱茵非军事区，1938 年3 月兼并奥地利，9 月获得苏台德地区（《慕尼黑协定》），1939 年3 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 月侵略并占领波兰，1940 年4 月占领丹麦与挪威，5 至6 月战胜法国。与其内政的“成功”一样，对外的“成功”也是建立在其对手的软弱，特别是陷入“绥靖”泥潭的英国与法国的不抵抗基础上的。这一点，自1941 年开始，确切地说自1941 年冬天开始，就开始改变了。自6 月22 日发动的侵苏攻势被苏联红军挡在了莫斯科城前，开始碰到强硬的对手了。在东方是这样，在也是这样。德军开始节节败退，就了，在军事与战略上一筹莫展，几乎只知道“死守到底”，直到最终失败。可以说，没有比哈夫纳对的成功之谜的解释更为简明扼要，更能使读者豁然开朗的了。哈夫纳的分析也说明，如果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对手能够团结一致，及时作出的抵抗，就不可能发展到如此的地步。
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埃格尔，出席一个。
第四章“错误”是哈夫纳对思想错误的分析。在，的思想在他上台之前无人重视，被看成是痴人说梦话，而在他上台之后又无人敢于质疑。在他被赶出历史舞台之后，他的思想又作为极其的思想毒品被。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交锋并没有进行。这其实赋予了思想本来不该占有的，也不能说明人们在思想上真正战胜了他。哈夫纳的论述表明，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捉襟见肘、、不堪一击。哈夫纳的方法不是“打”，而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且是在承认的有些思想是说得过去的前提下，“点穴”出击，直指其要害。读者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位知识渊博、思维缜密的老教授与一位“半瓶子醋”的辍学青年在进行思想交锋，用不着两三个回合，这位“愤青”就败下阵来了。
按哈夫纳的分析，的思想体系，主要是由极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与极端反犹主义两部分构成的。认为，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是民族或种族。历史著作是对种族斗争过程的叙述，所有世界历史现象只是种族捍卫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内政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其对外自立的力量。对外自立就意味着斗争，而斗争的形式就是战争。必须为战争的实施作准备。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空间，进行征服，最终获得世界。
哈夫纳认为，到这里，的历史理论基本上还能。但他的“民族”与“种族”概念很混乱，两者的关系不清楚，也没有楚哪些民族是所谓的“雅利安人”。哈夫纳进而指出，的历史观未免太片面了，如果说历史充满了斗争的话，那么远远不止是民族或种族之间的斗争，在阶级、国家、教、思想意识、王朝与政党等各种人类群体之间，也都存在着斗争。而历史的内容也不仅仅是战争，人类历史上的和平时期要比战争状态长久得多，战争总是要以缔结和约而告终。而且战争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为了争夺“空间”。到20 世纪，所谓的“空间战争”在欧洲已经中止一千五百年了。近一千五百年以来，欧洲各个国家与地区的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夺取空间，也不在于将对方或彻底消灭。了欧洲文明国家战争规范的底线。对“空间”的，实质上说明了他对工业化以来生产力飞跃的。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财富概念上。在现代工业社会，国土的辽阔已经不能成为国力雄厚的标志或基础。
哈夫纳进一步指出，极端反犹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也是错误的。首先，在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的问题上含糊不清，更多的时候是把他们当作一个“种族”。但显然不是一个“种族”，因为他们中既有白种人，又有黑种人、黄种人。有点像一个“民族”，但他们又不使用共同的语言，如的说德语，英美的说的是英语。而最主要的共同特征则是他们共同的教，因此他们是一个教共同体。其次，所的对白种人或人的，也都是无稽之谈，因为欧洲的自19 世纪中期起都已经融入了各自的民族国家，成为了各个国家的优秀的爱国者。在更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与德意志人肩并肩地了战场。直到上台，都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德意志祖国”。关于世界世界，而且行将实现这一“”的观点，也不符合事实。由于内部的矛盾以及现代各种矛盾的影响，当时正处在其历史上最为虚弱、最为的时期。当对他们进行大的时候，他们连起码的自卫能力都没有。他们像绵羊屠宰场那样顺服地了。所以，哈夫纳认为，的不是什么人类的“”，而是一群的人。
在毫不费力地“解构”了的思想体系以后，哈夫纳在“失策”一章中又向的决策开刀了。哈夫纳认为，上台后同时着两个目标：一个是建立在欧洲的霸权地位，另一个是消灭。这本身就是一个失策，因为两个目标相互阻碍。如果只追求的欧洲霸权，那么他就应该团结包括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不是他的反犹政策把杰出的犹太科学家到了美国，那么第一个发明的国家就不是美国，而会是。仅此一项，就会在争夺欧洲乃至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被他赶到了敌对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策。
坐在躺椅上的与狗。
撇开其反犹政策的负面影响不说，在其追求的欧洲霸权的过程中也犯了严重的错误，两次葬送了本来已经到手的果实。第一次是在1938 年9 月的《慕尼黑协定》之后。当时英、法已经把东欧作为的范围交给了。他完全可以静下心来，逐步构建与巩固在东欧的霸权地位。但还是不满足，偏偏要发动侵略波兰的战争，英、法向宣战。第二次是在1940 年6 月战胜法国之后。又一次获得了可以“见好就收”的机会，而且这一次是建立在苏联以西的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但这一次机会又被扔掉了。他偏偏要发动针对苏联的“空间战争”。回顾起来，对苏战争本身就基本上决定了将以失败者被载入史册，因为苏联的人口、国土与资源等方面的实力都远远超过了。别说他没有攻克莫斯科，即便攻克了莫斯科，他也无法结束这场与幅员如此辽阔的国家的战争。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最为明显、最为严重、最为愚蠢，因而也是最难以解释的决策错误，则是他1941 年12 月11 日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几天后对美国的宣战。当时，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苏联红军的猛力给德军带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战败，获得侵苏战争胜利的希望已经泡汤了。而在这种下，还向强大的美国宣战，给了罗斯福求之不得的公开对德作战的理由。这不是给自己“灾上加灾”吗？图的是什么呢？哈夫纳作出了种种猜测，但仍然不得其解，最后的猜测是“破罐子破摔”：既然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那就至少作为最大灾难的制造者被载入史册吧！
在看来，大概没有想那么多。他的这一决定是在日本向美国开战的“鼓舞”下作出的，也是希望日本能够再接再厉，进一步牵制与削弱美国的力量。当然，他是“昏头”了，如果他还曾“”过的话，因为对美国宣战最终将意味着美军在欧洲的登陆，意味着将在美、苏夹攻下成为瓮中之鳖，毫无逃脱失败命运的可能。但当时没有也不愿意想到这一点，即便想到也会觉得这应该是猴年马月的事，到那时不知又会出现多少扭转战局的机会。不管怎样，纵观的重大错误决策，我们可以看得出，与俾斯麦不同，确实缺乏“见好就收”的素养。在他完全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1938 年与1940 年），他自动放弃了这些机会，因为他必须实现其宏大无比的“空间”计划。而当他在1941 年冬还有可能残局、控制损失的时候，他也放弃了这样的机会。他已经不再考虑如何收场了，也没有办法收场了。他只考虑在不能赢得“空间战争”的前提下，加紧实现他的另一目标消灭。
当然，哈夫纳在本章中的某些论述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例如，为了说明在1940 年是如何轻率地放弃了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哈夫纳认为，当时苏联以西的欧洲国家已经基本接受了的霸权地位，只等着做好安抚与善后工作了。在此之前，哈夫纳还认为，让欧洲的目标不一定是错误的。
欧洲如果要维持其统一与世界霸权地位，保住界各地的殖民地，就应该接受的霸权地位。因为，与1945 年以后由美、苏瓜分的欧洲相比，1940 年由独霸的欧洲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毕竟没有，而且还没有失去其殖民地。在这里，哈夫纳就出其局限性了。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手下的许多保守派也是这样想的。他们原则上赞成的夺取欧洲霸权的计划，但反对的冒险行为，认为这会让全盘皆输。
哈夫纳的想法与当年保守派的想法有点相似。在哈夫纳对失策的中，我们似乎能够听到保守派对冒冒失失地葬送已经到手的欧洲霸权地位的扼腕叹息；而欧洲其他国家的利益、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国家的利益，哈夫纳就不管了。
的，可以说是、。给他列出一条又一条并不难，难的是提出一条足以置之死地的。在第六章“”中，哈夫纳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的主要不在于他发动了侵略战争，以及在战争中了所谓的“战争罪”。因此，哈夫纳对1945 年至1946 年战胜国主持的“审判”颇有看法，因为它没有揭露的真正。他甚至认为，不应该对发动战争大惊小怪，进攻性战争历史上有、现在有，将来也不可避免。唯一能够消灭战争的工具是一个世界国家，而要想实界国家，除了一场成功的征服战争别无他途。这些我们就很难苟同了。且不说一个世界国家可不可取，就是一个世界国家也不会永久消灭战争，也会爆发内战，而实现一个世界国家的途径，也未必就只有战争这一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与各种世界组织的发展，欧洲的和平统一，特别是长达七十年的世界和平状态的（总体来说）成功维持，都证明了战争不是和平的必经之。哈夫纳是一个保守的现实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主义者”，他不相信未来能够超出历史的范围。他未免太悲观了。
1933年，在莱比锡法院的。
但正如哈夫纳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略去“战争罪”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轻的。恰恰相反，他是为了在的独特与其他“常见”之间挖出一条鸿沟，是为了孤立。哈夫纳一针见血地指出，的独特在于他为了个人的满足了难以计数的的人们，战争只是他进行这些大的掩护工具而已。他与犯罪史上有名的“系列杀手”一样，只不过他的者不是数以十计，而是以几百万来计算的。就是一个刑事意义上的大者。哈夫纳的这一观点是很有力的。他列举了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掩护下，先后对的残疾人、吉卜赛人，波兰的知识与领导阶层，苏联的战俘与平民，尤其是欧洲实施大的事实与数据。其间，哈夫纳对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David Irving）提出的试图证明与对的大无关的“”进行了。哈夫纳的是有力与符合逻辑的。不过在看来，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如此多精力去论证的。
除了在1939 年1 月在宣布过他将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中消灭的事实以外，我们只需看一看他在1945 年4 月2 日给波曼的最后口授的结语就足够了“人们将因为我了与中欧的而永久感谢主义。”如果说哈夫纳在第六章里对“过于宽容”的话，那么他在最后一章“”中则向提出了比别人更为严格的法律标准。鉴于试图把人民与自己一起带上死亡之，在1945 年3 月19 日下达了摧毁所有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的物质条件的“尼罗命令”，哈夫纳确认了“罪”，是德意志民族的“者”。尽管这种“判决”没有多少实际的法律意义，因为哈夫纳没有相应的法律资格，但是，这种视角却同凡响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戈林等人是在由战胜国主持的法庭上被判处死刑的。施佩尔与赫斯等人服的是战胜国判的刑，坐的是战胜国的牢。联邦虽然对历史作出了越来越深刻的反思，但没有一个国家高级法院能对提出“罪”的诉讼，并作出相应的判决。也没有人像哈夫纳那样，起码在法庭上宣特勒为“者”。这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其时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法律与地位。他的“”地位是墨索里尼所无法比拟的。墨索里尼的还有一位国王，国王可以罢免他，宣布他有罪；而对于，人则早就失去了这一法律上的“制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邦，人们仍然没有想到在法律程序上，或是至少在上要夺回这一制高点。他们对“最高权威”的，或起码是无奈心理，似乎仍然挥之不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而哈夫纳做到了这一点，再一次显示出了他那非凡的思想与境界。
在最后一章里，哈夫纳也提到了与、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没有继承什么普鲁士传统。这些问题的答复恐怕没有这样简单。但是，哈夫纳提出的问题实在让人拍案叫绝！“他爱人吗？”“他了解人吗？”“哪个人想定居俄罗斯？”确实，只要看一看今天人对南方的向往与对阳光的渴望，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的人应该是何等的“鬼迷心窍”，竟然会向冰天雪地的俄罗斯进军，到那里去夺取什么“空间”！而又有哪一个专业历史学家会提出如此绝妙的问题呢？我们确实很难说，是无条件地爱人，是真正了解人的。正如哈夫纳所说的那样，他把与人看成了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当他的计划失败的时候，他就像一位输掉了赛马比赛的养马人要自己的马一样，要用集体死刑来惩罚人。（文/景德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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