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曼的人物设定其实是很巧妙的。这种让人开口讲话的设定，可以让人联想到《国王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这部电影没有情节，不过认为这是一部偏离情节的电影更合适。它跳脱了传统叙述轨道，但是这在一开始隐而不宣。我依然期待能够通过自己的悉心照料让演员开口，但是整部电影里伊丽莎白只有一声喊叫,这给观看者造成了心理落差。
如何理解伊丽莎白的失语？或许对她来说这是一种对社会的，因为开口说话也就意味着放弃自己演员的社会角色（显然她表演的非哑剧）。电影中提到伊丽莎白失语的原因是突然想笑——她是否在某一时刻感觉到这一场景的——观众和她都相信着某种虚假？戈夫曼认为，演员中存在两种极端，虔信者（sincere）和玩世不恭者（cynical），虔信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是绝对的真实，玩世不恭者清晰的知道自己是谁。【1】或许，伊丽莎白忽然从虔信者中出来，甚至在那一瞬间获得了“非职业性的乐趣”【2】，所以她才想发笑，继而是深深的困惑，可以说她赖以的角色——演员忽然让她感到了受，于是她决定闭上嘴巴，以此作为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虚假的对抗。
此为第一层假面。显然伊丽莎白的举动中透露着骄傲，右眼皮跳测吉凶她以为自己完全逃脱了社会的掌握，所以她像个人任性的孩子一样，需要其他社会角色——丈夫，医生，的。阿尔玛却沉浸在自己的社会角色——中。她提到了一整个房间的年老的们，她是那样羡慕这样的一生，幻想成为她们中的一员。但是这是否是一种恐怖，一种把完全陷入职业身份的陶醉和沉溺？
伊丽莎白是的，因为她不只满足于摘下自己的面具。她的沉默是对阿尔玛的挑衅，她想摘下阿尔玛的面具。在高度抽象化的中，我们看不到手术刀，照，只看见了床，窗户，桌子。我不得不猜测这间诊所是否只是一间心理诊所。那么则有了几分心理医生的意味，她需要的是倾听和被动，但是伊丽莎白让传统方法全部无效，她不得不主动说话，甚至只能说话。不过伊丽莎白并非没有弱点，在电视机里播放的者让她惊恐——显然这和她是否放弃演员身份无关。其中涉及到更深的可怖。
伯格曼的布景非常讲究——比如空旷的诊室和灯光的搭配让病人和都可以尽情表演自己的角色。但是随着场景的迁移——医生她们搬到度假的岛屿上——的舞台几乎不存在了。阿尔玛脱下了服，戴上了帽子。当伊丽莎白捧起阿尔玛的手心的时候，宣告病患关系彻底。伊丽莎白应该感到喜悦，因为搬到孤岛让她更加安全的远离了社会，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她接近了存在本身。两个人的关系此时彻底了：本来擅长表演，言语优美的演员此时却成为了倾听者；本来说话不多，体贴他人的却成为了和宣泄情感的家。
观众和阿尔玛一样，只感觉到了舒心和暖意，仿佛面对岛礁吹拂的微风和海边的旭日。摘掉了面具的阿尔玛渐渐吐露了真正的。不过这一切也是逐步发生的，我们能从电影里清晰地看到两个人关系的变化，阿尔玛如何一步步卸掉盔甲，从手掌的交合到被抚摸，她对伊丽莎白产生了一种类似爱情的依靠感，或者说是极致的友谊和信任。
接着，阿尔玛说出了自己心底的——一场四个人的，一次失败的爱情和一次堕胎。让她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的不协调，她发现自己成为了的奴隶，这让她内心难安。可以预料，她是如何把这段经历隐藏起来的，倾听者的身份对她来说，是一种，但又让内心的积累。在这一情节中，大部分镜头都给了倾听的伊丽莎白，她的神情却非百分之百的同情和感同，反而像是聆听赎罪的教父或者欣赏演出的观众，那一丝刻意的冷漠和疏离却未被阿尔玛察觉。在最后的爱抚中阿尔玛沉沉睡去。
不过，原来这只是另一场表演。者阿尔玛本人其实是观众，而倾听者伊丽莎白才是演员——倾听也可以是表演的一种姿态。原来在伊丽莎白眼里，阿尔玛像是猎物，或是镜片上的昆虫，是她观察的对象。
她的病——失语——似乎成为了她无形的网。但是这个秘密却在她写给医生的信中了。如她所写“我一直都在观察她，这很有趣……”随后是秘密的泄露。秘密泄露的方式很有趣。阿尔玛是闯入了另一个剧场的观众，所以应该为这场失败的表演承担责任的不是者伊丽莎白，而是闯入者阿尔玛。戈夫曼认为，如果不同的观众可以进入彼此的听力范围，那么要维持每个观众都收到了特殊和唯一的照顾的印象就很困难。如果这种隔离失败，印象管理就会出现问题。虽然伊丽莎白不能说话，但是信作为新的剧场——她和医生间的剧场却被阿尔玛摧毁。阿尔玛变得，她甚至准备把热水泼到伊丽莎白身上，伊丽莎白大喊“不要！”
或许这是社会学家的窘境，和被观察者的距离和隐藏的方式永远是他们要考虑的因素。不过就算伊丽莎白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仅仅是出于莫名的骄傲和猎奇心理扮演了倾听者，那么她的也并不好受。此刻两者的关系又一次，主动权从伊丽莎白转交到了阿尔玛手上。阿尔玛开始进攻，如果说她的身份完完全全消失，那么应该是从这时开始。她与其说是治疗伊丽莎白的病，不如开始伊丽莎白的。可以说她了阿尔玛的信任，情感的面具再次脱落。两人试图和解。阿尔玛希望过一种真实的生活，但是伊丽莎白对此既怀疑又同情。
其实，伊丽莎白和阿尔玛都怀有真实之梦不过伊丽莎白远比阿尔玛现实：她本来以为说话就能摘掉面具，但是才发现职业只是她众多面具中的一副。一方面她厌倦扮演，另一方面她又发现，只要是在任何人的互动中她就不得不扮演——即使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窥探和观察欲。
而阿尔玛的问题——人是否能真实地生活，显然是幼稚的追问，所以她不愿回应。不过这种认识并非了伊丽莎白，巨大的矛盾和的（即她永远无法摘下面具）让她只觉得崩溃。在看到的照片后，噩梦开始了。梦魇不断。每一个梦都和面具有关。不同的是，阿尔玛也进入了她的，作为某种真实的代言。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只有在梦中真实才能获得喜爱和理解。此为伊丽莎白丈夫出现的，她站在一旁，失落地看着阿尔玛和丈夫相爱。
伊丽莎白才发现自己的角色如此复杂：她一直在扮演（但并不成功）一个妻子，但是依然得不到丈夫的爱；她渴望成为“母亲”，却不希望成为“某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儿子原来也只是她身为人物的表演道具，她不愿意承认，但是她只能任由自己，她以为说话就能保全的，一开始就是虚幻的想象。
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个梦（或说是幻想）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叙述者的视角，伊丽莎白表现的惊恐唔错；第二次是伊丽莎白的视角，并且镜头始终停留在阿尔玛身上。更加表现了伊丽莎白的类似的和幻想。最后两张脸合二为一，了这一切只是伊丽莎白的呓语。
当真正的阿尔玛出现时，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对峙。这场戏的光影极佳，但是与其说是对峙，不如说是阿尔玛的，仿佛是在对虚假，真实在对表演，在对，皮肤在对面具。可惜阿尔玛自己——不如说是伯格曼自己——承认了这场失败，因为她们的脸渐渐融合了。如果说阿尔玛是对真实极端的希望，伊丽莎白是对真实极端的，那么两者的情绪和观念混合了，她们不再试图面具，只能接受彼此。
事实上最初医生已经预示了最终的结局。任何通过丢弃面具找到真我都是不可能的。即通过抛弃社会的我去寻求一个绝对真实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趟寻找的旅程中，两个人都失败了——伊丽莎白以为不说话就能所有的，但后来才发现自己依靠面具而活，永远面对真实是一种噩梦；阿尔玛怀揣绝对的真实并且这样奉行了，但是轻而易举地被别人的表演和谎言，她同样发现，一旦越出自己倾听者身份的安全区，便会脆弱无助。她的痛苦和压抑不但不会被理解，反而成为了材料和笑谈。
她们最后应该是达成了某种和解的：都认同做一个带着面具的身体和心理都健康的人，成为不会惹怒社会的人，或者说把脸永远藏在面具后，悲喜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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