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
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纯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浏览器上打上-９Ζ看最新更新
中国在此期间所缺乏者为宗教思想。专制时代皇帝为天子，所颁“圣旨”有如天命，民间亦供奉“天地君亲师之神位”，于是融合宗教思想、政治体系、伦理教育与社会习惯为一炉。所以其衙门结构简单，其向心力仍能凝聚。民国肇造后，旧思想既与旧体制一并推翻，新人物复视所有宗教均属迷信。(崇拜西方者不可不察：今日美国重要官员就职均手按《圣经》宣誓，国会开幕即有牧师祷告，所有软硬币均镌有“我们对上帝存信心”之一贯字样。)相形之下，中国缺乏宗教上之向心力，亦为当日企图率领全国之人士所感重大困难之一。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亲用水龙头为部下行浸礼；唐生智军中拜佛，以“大悲大慈，救人救世”为号召，即是针对此缺陷之补救办法。
蒋介石较此二人含蓄。他虽于1930年受洗为基督徒，但在此日记中写出五曰赞美耶稣词。这样看来，他所崇拜的仍是耶稣之人身属性(Humanattributes)而非接受三位一体(trinity)之神学。再加以我们知道他对王阳明之崇拜，所以敢于说蒋之宗教思想已具有深厚之人生哲学成分。
【4月18日】
我国宜如何发奋图强，以雪此耻也?
塘沽协定虽有停战之功效，却未能制止日本之继续侵略。当日本对中国压迫节节加剧之际，以前似为关东军少数将校的擅自行动，自此不乏政府出面支持。1934年，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天羽英二承外相受外相广田弘毅之命发表声明，称维护东亚之和平及秩序乃日本之使命，中国如有利用他国势力，以图排斥日本之企图与行动，必遭反击；其他各国对中国财政及技术之援助，包括售卖飞机及建造飞机场等，亦为日本反对。现在已发表的蒋介石日记，只有在天羽声明的次日寥寥的几个字。
【5月15日】
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
宗教思想与人生哲学过于辽远，在提供日用的场合上他仍借力于“礼义廉耻”。管仲提倡四维时，以内政寓军令，本来有全国皆兵的姿态，又开始将西周以来在各地区保持平衡的国家赋予活力，推进而为东周时代带竞争性的国家。他也主张尊王攘夷，这标语成为了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口号。本来这些成分都可以作蒋介石团结人心，扩张本身权力之基础。但是他到底不能在20世纪利用法家与霸道去宣扬一个2600年来的复古运动。经过他解释：“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这样看来礼、义、廉、耻没有固定的内涵，视时代与环境而定。
然而，1930年间中国的复兴民族的时代，也面临着抵御外侮的环境，于是蒋介石才能因着这些条件充分发挥。在他伦理体系之内，四维以“耻”为先。对他讲来，五卅惨案首为深耻(自是在日记内每日写下仇英字句，持续一年余)，次之济南惨案也是奇耻(自是之后，日记内添“雪耻”一栏，前后数十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在他看来也还是“济南惨案”之国耻未雪，而沈阳惨痛之国仇又来。在这情形下，知耻者必雪耻。所以他所说规规矩矩正正当当，绝非消极在旁应付日常的生活，而是通过严肃的纪律参加他领导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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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浏览器上打上-WwW.6９ΖW.CoM看最新更新
在这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关头，蒋介石采取了一种非常之步骤：他用“徐道邻”的笔名，于当年12月在《外交评论》发表《友乎?敌乎?》一文，内中指出日本之错误，也指出“中国方面之错误与失计”，例如自信过度，倚赖其他国家，不愿能屈能伸。但是错误更甚的仍是日本。如果日本以美国或苏联为预想敌，则中国为其侧背。除非日本真能在10天之内灭亡中国，要拖上3个月、10个月或半年的时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将这些深思熟虑之后，徐道邻更将中国持久抗战的宗旨宣布：“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不久对方日本即看清此文最低限度为蒋介石授意所作，于是各刊物翻译转载，一时展开了和平谈判的空气。蒋介石也在日记里写出自己的看法。
《蒋“总统”秘录》则在日记的“方针与态度”之后添入“实为余政治生活之一大重要事项”14个字。
【6月1日】
倭寇蛮横，非理可喻，未到最后关头，当忍耐之。
本日性躁心急，内忧外患相逼而来，若不静敬知命，何以担当未来重任?
静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须臾离也。
当日本军人向何应钦逼迫至极时，蒋介石写了本天日记上的一番话。
“澹”为恬静，“一”为视心神与宇宙为一元。凡此均非儒家本来面目，宋儒得自禅宗，西人统称之为“新儒教”。(可是西方研究汉学注重分析而不重综合。研究儒教者不过问近代中国，研究近代史者，则不屑过问此“陈旧”之思想。)其旨在心神凝聚之余，“将发未发”之际，有顿悟的解放与超脱，可以体会，无从理解。
【6月18日】
倭寇横蛮，人心陷溺至此，岂天果亡我中华乎?
自塘沽协定至抗战展开前之4年1个月中国之内忧外患方殷未已，日本之继续分化华北，尚且又在南京、成都、北海各地酿造事件。并引用德王占领察哈尔大部，再西犯绥远。
苏联虽与中国复交，仍与盛世才成立片面之协定，负责新疆之秩序与安全，获得采矿筑路权利，控制盛属下之政治军事。1936年之协定又与日满关系相似。国内之反中央运动既有1933年年末之福州人民政府，而两广在陈济棠领导下进军湘南，直至1936年9月方完全解决，实已为抗战之前夕。各省区内之战事，尚有1933年二刘(刘湘与刘文辉)之争及1934年贵州内黔军之争。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构成陕西之根据地，不仅进入山西，而且击败前往“进剿”之东北军，此战役已构成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原因之一。
生为当日之中国人，对此局面无不愧恨交并。尤以大敌当前，国运如丝之际，军政领袖仍不能放弃小处嫌隙，至堪扼腕。作为中国领导人之蒋介石瞻望全局，必有满目疮痍之感。而他处置各事之方法与能力，也近于捉襟见肘，其复杂心境皆可在日记中窥见之。
【6月30日】
(一)倭寇要求我河北党部取消，中央军队撤离河北，免冀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察宋(察哈尔之宋哲元)二主席之职，并派飞机任意侦察监视我军撤退之行动，十八日且飞至济南、徐州纵横盘旋威胁。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小子志之!
(二)此次事变，实等于“九一八”之巨祸，而全国智识阶级与军人皆能仰体政府之意，忍辱沉毅，而毫无幼稚蠢动之气，此实四年来国民最大之进步，而其对政府信仰之程度亦可测其大概，此实为复兴之基础，对此不禁兴喜惧之感。以后全在吾人如何振拔而已。小子责任綦重，可不自勉乎?
(三)倭王昭和当蒋作宾大使呈递国书时，特提此次华北事变，表示其抱歉之意，曰：“此次华北事变，实对不住；对汪蒋二公之苦心，深表敬佩，烦为转达”等语。此国王面示道德之例，实所罕见。彼或深愧不能制止军人非法行动。倭政败坏亦可见矣。
以上三节均各有其历史上之下文。第一节之要求已成为“何梅协定”及“秦土协定”。虽然所谓“内蒙国”及“华北国”并未出现，但是冀察之特殊体制已成事实，卢沟桥事变，即从此特殊体制上发生，蒋介石在第二节庆幸他的退让政策为全国人士谅解，未免言之过早，及至当年年底及翌年之初，各地学生发动罢课请愿游行示威情事。国民政府拘捕爱国人士，封闭取缔抗日刊物，亦在此时产生。再至年底则有西安事变，是可算作军人之反应。关于第三节，则抗战后蒋委员长在国际场合中，尤以在开罗会议与罗斯福交换意见时，竭力主张天皇制应由日本人民自决，间接亦即对日皇裕仁人身不再过问，以情理论，此不可能与彼十年前接见中国大使时所留印象全无关系。
【7月27日】
(一)
云海云山云顶寺，
道天道地道中人。
(二)
朝霞映旭日，梵呗伴清风，
雪山千古冷，独照峨嵋峰。
蒋介石好游历，喜山居。他游峨眉山时曾作占：“云海……”联，这种天人合一的观感，可以消除尘世之欲念，亦能解除身心之负担。
同日，蒋介石又作五言绝句(二)，诗中所称梵呗应指寺庙内之讽颂，与朝霞、旭日、清风同为写实。然则此诗精却在“雪山千古”四个字，象征着宇宙的奥妙与永恒，接近西人所谓“超验哲学”之情趣。
【8月21日】
(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使之扰乱，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
蒋介石他无力打败日本，却对日本之必败深信不疑。他在日记内对被彼邦所叙与《友乎?敌乎?》里面的设想相符合。内中除(六)节未成为事实外，其他均切合日后事实上发展。
【9月29日】
鲁韩(山东主席韩复榘)态度可虑耳。
9月，日本提倡华北自治时，蒋介石写了日记上的话，这是因为韩复榘是冯玉祥的旧部，态度有些游离。况且，蒋介石对宋哲元及其将领秦德纯、冯治安、张自忠及刘汝明，于7日颁发了青天白日勋章，虽然此举有浓厚的政治意义，可韩却不自在。
【11月6日】
茹苦负屈，含冤忍辱，对外犹可，对内尤难，何党国不幸，使我独当此任也!
蒋介石不仅有时表现心头之疑惑(如6月18日之日记)，甚至有时嗟伤埋怨。他间常也为忧虑而失眠。但是这种消极疑虑的情形不多。即是他自己摆出以上情绪时，也在短时间用意志力量加以克服。
蒋日记中所发感慨与本年11月1日汪精卫遇刺有关。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这次会议原定于9月召开，由于发生汪精卫辞职一事，以及内部诸多矛盾，一直未能举行。最后推迟到11月，这是为了在六中全会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之故。除西南派粤桂中央委员未出席外，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各派要人都齐集南京。会议似乎显示了各派的大团结，也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来，国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会议。蒋介石显得“非常高兴”，认为“团结统一运动”卓有成效。
早晨7时，全体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谒陵，9点钟回到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礼堂举行开会典礼。由汪致开幕词。仪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步出大礼堂，前往中央政治会议厅前摄影。参与摄影的人员利用厅前的台阶、前后排了五排。汪精卫、阎锡山、张学良、张继、林森、张静江都在第一排，张静江久病行动不便，便坐在了事先准备好的藤椅上，挨着汪精卫。
中委们各就各位站好了，却迟迟不见蒋介石到来。委员们一再催促，仍不见蒋到场。汪精卫只得亲自进楼相请。原来蒋介石见楼外照相场地上人多，乱糟糟的，各军政首脑云集，每人均带有马弁二名，腰佩手枪，不禁心中一动，警觉顿生，心想谁能保证这众多的马弁卫士中没有异动者？万一有那么一个，首要的刺杀目标必定是我蒋介石。于是立即决定不去楼外参加摄影，带着随从副官蒋孝先坐在休息室里休息。汪精卫跑上楼来请他去照相，蒋对汪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汪说：“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去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
汪回到摄影场，在前排正中位置上坐下，张继大声招呼说：“不要等，就照吧！”于是全体委员摆开照相姿势。照相机对着代表们来回照了两圈。中外记者们也举起手里的照相机，纷纷拍下这镜头。
约在9点35分摄影完毕。在这刹那间，突然从半圆形的记者群中闪出一个身穿西服、外套夹大衣的年轻人来，迅速从大衣口袋里拔出6响左轮手枪，一面高呼“打倒卖国贼”，一面向站在第一排中间的正在转身的汪精卫连击3枪，枪枪命中：第1枪射进汪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2枪从后贯通左臂，第3枪从汪的后背射进第6、7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卫当即应声倒地，血流满身。
枪声响起后，摄影场上立即秩序大乱。坐在藤椅上、患有足疾的张静江惊吓得滚倒在地上，别人还以为是他中了弹；财政部长孔祥熙顾不上新马褂被扯破，慌忙钻到旁边的汽车底下，躲藏起来。在慌乱之中，第一个起身和刺客搏斗的是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国民党元老、身高力大的文官张继，急奔到那刺客背后，一把拦腰抱住；那刺客接着又射出两弹，张学良急奔上前猛踢一脚，将刺客的手枪踢落；约在同时，汪精卫的卫士向刺客开枪还击，刺客胸肺连中两弹倒地。
楼里的蒋介石闻枪声，带着副官蒋孝先与军事参议院院长朱培德，急奔出去，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卫身旁，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连呼三声：“汪院长！汪院长！汪院长！”汪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碍事……蒋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后，你要单独负责了。”
代表们转成了一圈，竟不知如何是好了。闻讯从楼里赶来的汪精卫妻子陈璧君声泪俱下，怒斥陈公博：“你还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将汪先生送医院！”蒋介石也猛醒过来，急忙指挥人把汪搭上救护车送往中央医院。
这时，才有人注意到躺在血泊中呻吟的刺客。陈璧君大叫：“快！将凶手也送进医院，不能让他死！要他的口供！”
当天，南京全城戒严，军警宪特全部出动，封锁了车站、码头与机场等各处交通要道，拘捕了大量的嫌疑犯。
汪精卫被刺的消息传出后，全国轰动。由于历史上蒋、汪数次交恶，为争当第一把手而死斗，而汪被刺时蒋又恰恰不在场，因而人们很容易怀疑系蒋指使人干的。广西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电责问。汪妻陈璧君还抓住蒋不在场这一点和蒋大吵大闹，对蒋说：“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弄得蒋介石很窝火。
这次刺杀汪精卫，确实不是蒋介石干的。蒋对此事也是满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来干的这件“我国历史上政治暗杀稀有之一重大案件”。蒋介石特地把汪派人物陈公博等人找到中央军官学校，告诉他们：“这件事不是我们自己人干的。”蒋介石还立即把特务头子戴笠召来训斥：“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上几十万元，就让出现这类祸事吗？限你三天之内把指使者缉获，否则要你的脑袋。”
【11月10日】
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贵，不复以豪杰自居矣。
此间应注意者，“自责”与“自居”不同，亦与“自待”有别。蒋介石从未自承己为圣贤，并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愿作圣贤。所以自责者出诸外界要求。以上两条均写在日记之“雪耻”栏内。所以雪耻运动纵由蒋介石发起，他自身亦感到所造成气氛之压迫。
古今中外革命家甚难成为圣贤。革命家志在改造社会。当旧道德业已崩坏，新道德标准尚未树立之际，他们着眼于集体之成功，即不能以个人名节自矜。并且此时私人道德亦与公从道德冲突。至此我们只能直截指出：“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不是蒋介石之行径。日后主持抗战，蒋尚要在长沙大火，黄河决堤，并于河南产生饥馑之情形下求得胜利，他更不可能受着传统道德之束缚，倒与“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思潮接近。
【11月28日】
倭寇横暴状态，已无和平之望，故毅然断行，一面抗议其倭军在华北之暴行与土肥原之胁迫，一面准备如华北“自治”发表，则明示为倭寇以军力逼成，而规诫华北之主官。筹维再四，另无他道也。
在日人压力之下，蒋介石于11月20日接见日本大使有吉朋。有吉问及蒋对广田三原则之态度，蒋一度称赞同。但事后由外交部长张群否认，谓赞成系赞成自三原则商讨，并非接受三原则本身。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于11月26日撤销。30日又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北上。何氏自6月离平后即不愿再往，蒋介石曾请国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长敦劝，始得成行。但从此何被多数国人认为“亲日派”或患“畏日病”。
最后中日两方协商后，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员16人由中日双方拟定，郭廷以之评语云：“中国认冀察政务委员会系中央设置的地方机构，日本视之为华北自治行政机构。”
在日记所写的情况下，遂有民间普遍展开的游行示威抗议。
【11月29日】
每遭非常祸患，应以泰然自处，凡事皆立于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获成全也。
蒋介石那种接近佛教与道教的趋向，又常为基督教之人身的神替代。他之顿悟亦在此时代之以基督徒之虔诚，有如他闻报日军占领平津车站，而朱德与徐向前部亦逼近成都之西南时，便在日记上写出上番话。
要分析蒋介石之宗教思想实在不易，不如综合。大概他保持中国传统习惯“诸说混合”之办法，更因他一直被环境逼迫，也带有“折中主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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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
呜呼!国势至此，何以为人?凡有血气之伦黄帝子孙，其将何以雪此奇耻!若不图自立，复有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指挥“剿共”，然而，对察省主权的丧失，他也是痛心的。-------浏览器上打上-WwW.6９ΖW.CoM看最新更新
日记所写的话这当然也是肺腑之言!我们不是说，蒋甘心卖国，而是说，蒋一心“剿共”，便无力抗敌救国。但蒋对中共“不共戴天”，对日本帝国主义却想“化敌为友”。“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蒋先生该是很熟悉的，问题在于蒋不把中共看成是兄弟。
【9月26日】
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当不可不隐忍耳。
蒋介石直到西安事变前夕，他仍然希望将全面抗战之展开延迟。实际上则他没有3年5年的时间，写下上段日记之后不出9个月，即爆发了卢沟桥事变。
【10月28日】
汉卿如此无识，可为心痛。
蒋对西北张、杨的离心倾向，当然是有觉察的，只是由于他正集中力量对付两广，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1936年秋，蒋在对两广事变的处理告一段落以后，便将几十万大军北调。一时间潼关以东大军云集，洛阳、西安和兰州，飞机起降繁忙，已有明显的“督战”意味了。
10月22日，蒋从南京飞西安；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调元、朱绍良、蒋作宾、邵元冲、钱大钧等20多名高级军政人员也先后来了。28日蒋、张会晤，张披肝沥胆，当面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意见。
“十年天地干戈老”，这是一个180°的大转弯，蒋根本听不进去，蒋介石于是在当天日记中写了如上几个字。
【11月8日】
以本人生命与主义合而为一，预备牺牲一切，为其多数人受苦，就是完全人格的表现。
在重整道德的要求(即蒋介石于1934年5月15日日记中所云：“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之下，蒋介石作为领导人也不能规避。于是，他在日记中写了如上的话。
【11月28日】
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做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关于东北军、西北军不愿进攻红军、“西线无战事”的传闻越来越多，蒋十分恼火，但他不反省自己“剿共”政策的不得人心，却仍沉溺于先“安”后“攘”的迷梦。
蒋介石好故作高深，以显示其高人一筹。仗只能一个一个地打，敌人须逐个消灭，这有什么深奥难懂?聪明的张学良，当然不致对此“茫然”。从“九一八”以来，中国先失东三省，继失热河，如今冀察已危在旦夕。再跟红军拼几年，再丢掉一些地方，然后再去“收夏失地”，这样地去分“段落”，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昂贵了吗?!
【12月11日】
是晚召张、杨、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
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在屡谏未果的情况下，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扣蒋！蒋介石认为，中央军威力强大，又近在咫尺，张学良在西安无重兵，断不敢有何异动。
蒋介石为探查虚实，当晚七时特请张、杨吃饭。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后，颇为紧张，急与杨虎城密商，最后决定张学良前往临潼赴宴，杨虎城以待客为名留守西安。
“虎城为何没来？”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后，当即问道。
“我俩今天做东请客，请帖已发出，无法改期，他留家中待客，要我来向委员长致歉。”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蒋介石点了点头，似已不疑。
这便是本“日记”当时背景。
关于“西安事变”具体经过，略去。
【12月12日（《西安半月记》片段）】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余问“叛兵如何行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猿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军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五时许，华清池方面动手了，王玉瓒、孙铭九首先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但遭到拒绝。孙铭九手枪一挥，下令士兵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硝烟弥漫，弹飞如蝗。
激战中，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率领一队精兵穿过假山小道，直扑蒋介石下榻处，冲进卧室一看，房内已无人影，桌上放有一条武装带，一套特级上将服，还有一副假牙。刘桂五、孙铭九大吃一惊，忙伸手去摸床上的被窝，发现里面尚有余温，显然，蒋介石并没有走远。
“搜，快搜！”孙铭九把枪一挥，下令道，心里却在咚咚打鼓：四下里枪战正酣，要是蒋介石被乱枪打死，自己怎么回去见张副司令？当没有找到蒋介石的消息传到新城指挥部时，张学良脸上徒然变色，向众人道：“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学良岂不成了千古罪人？”“别忙，别忙！”杨虎城连连相劝，“看看老蒋的汽车还在不在？”
当电话里报告说老蒋的座车仍在车库里时，众人松了口气。凭着对蒋介石体力、对周围地形和时间因素的综合分析推算，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逃远。
【12月16日】
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
13日，国民政府空军开始在渭南、华县等陇海线地段轰炸，16日正式下令讨伐张学良，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准备“西进”。
日本当然是希望中国大打内战的。17日，日外相居然声明：“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这个杀了张作霖、从张学良手上夺走中国这片国土的“邻邦”，似乎与张家两代有不共戴天的冤仇了。
有人以为何应钦这次下令“讨逆”是阴谋将蒋炸死西安，以便“取而代之”，这是不确的：
第一，赋予何兵权，是国民党中央集体决定，事见12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说，最先提出用兵的乃是居正：
那位平日伈伈侃侃的居贡生(正)院长也乘时主张正义了，他站起来大呼：“到了今日还不讨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张治中也写道：
当时南京国民党首要对西安事件主张用军事解决的占多数。
第二，此举也与蒋用心不谋而合，蒋盼望南京在军事上给西安以压力。当张学良在16日向蒋报告渭南、华县被炸的消息时，蒋在当天写了上面的日记。
本书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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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
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
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驻丰台的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在靠近北平近郊卢沟桥中国军营的龙王庙一带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诡称一日本士兵“失踪”，藏在宛平城内，要进城搜查。-------浏览器上打上-WwW.6９ΖW.CoM看最新更新事实上这个所谓失踪的士兵是因解手而离队，20分钟后便归队了，但日军隐瞒了这一事实真相，非要进城不可，以造成武力进攻的借口。
中国驻军第29军第37师第110旅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的金振中营迅速请示旅长何基沣。何旅长果断地命令该部：(1)不同意日军入城搜索“失踪”士兵；(2)日军如武力侵犯则坚决回击；(3)我军守土有责，决不退让，放弃阵地者军法从事。不久，日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威胁中国驻军声称：我方如不允许，将采取武力行动。但仍被我方坚决拒绝。于是日军以此为由，对宛平城采取包围态势，企图占领宛平城。
与此同时，深夜21时40分北平市长秦德纯接到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宗瀚和专员林耕宇打来的电话：
“刚才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来说：在卢沟桥附近演习中的日军受到中国军的射击，日军1名士兵去向不明；日本军官要求进入宛平城检查。”
这就是迫使中国8年抗战的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的第一份报告。
秦德纯市长沉思少许，这样作答：
“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日本士兵失踪，我方不能负责，日军更不能进城检查；但考虑到两国友谊，可等天亮后，令该地中国军警代为寻觅。”
7月8日2时松井再次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检查，并表示：“如不接受，日军便包围宛平城。”8日凌晨4时，秦德纯答复日方：为避免武力冲突，由双方派代表进行紧急交涉。可是，4时30分，我方的河北省宛平县县长王冷斋等人与日方代表樱井等人进入宛平城进行调查所谓“失踪”士兵，交涉进行到20分钟，即4时50分钟时，忽闻东城外枪声大作，接着西门外大炮、机枪声又起。原来日军毫无诚意，对卢沟桥发动全面进攻，打响了攻城第一枪。我驻军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乃奋起抵抗。同时我29军司令立即发出坚决抵抗命令，并指出：保卫国土是军人的天职，卢沟桥就是我军最光荣的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于是官兵士气大振，给予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就在卢沟桥我军将士奋勇还击日寇侵犯的当天(7月8日)北平市长秦德纯给正在庐山牯岭别墅避暑办公的蒋介石拍了电报，报告卢沟桥事变情况。接到报告后，蒋介石当即给29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
“宛平应固守忽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同是这天，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对蒋介石发出电报：
“庐山蒋委员长均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平津为华北重地，万不容再有丧失。敬恳严令29军奋力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亡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剀切陈词，不胜惶恐待命。”
蒋介石这一日的日记上看，是否立即进行全面抗战，仍未下定决心。当时，对日本整个意图还没搞清楚，因此在日记中自问自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应该准备在日方扩大事态时，与之抗争，决不屈服，不可麻痹大意。因此当接到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立即给宋哲元拍了那份电报。
这一天，蒋介石经过一整晚上的考虑和思想斗争后，终于下定了准备进行全面抗战的决心。次日(7月9日)他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指示在庐山的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北上河北保定、石家庄地区，准备同日军作战。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这一天，他又电令宋哲元严阵以待，促其坚定决心，加强警戒，其电文是：
“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7月12日】
倭关东军到津，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以余观之，皆为其外强中干之表现，但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1937年7月9日，中共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代表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
“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同一天，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由天津到达北平，和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等人反复洽商与中国的对策。
7月10日，日方向秦德纯提出“第29军负责人道歉，中国方面撤兵”等无理要求；秦将交涉中心移往天津，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为中国军方代表继续交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日军是有计划的挑衅，极其不法”的书面抗议。
这时的蒋介石已有全面预防日军扩大侵华战事之意。当日，他采取三项紧急措施：
一、编组战斗部队，第一线为100个师，预备军为80个师，在7日底以前秘密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
二、将现有的6个月用量的弹药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果兵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回国内。
三、准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头和6个月的粮秣。
这一天，中日双方是在两军对峙的情况下进行交涉。日军方面加紧对宋哲元进行要挟。
7月11日下午8时，张自忠代表宋哲元，未向中央请示便与松井太久郎签署的屈辱和约，其协议如下：
1第29军代表向日方表示遗憾，并处分责任者，将来负责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2和丰台日本驻屯军接近的宛平城、龙王庙不驻中国军队，改以保安队维持其治安。
3彻底取缔抗日团体。
身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竟对此协议予以同意。
蒋介石对这份未呈核准的屈辱和约不予批准。并命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备忘录形式，通知驻南京的日本大使馆：“任何谅解，未经中央核准者，无效。”
日本见蒋氏如此强硬，于是当天，在东京首相府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内地3个师团、朝鲜1个师团、“满洲”两个旅团的兵力“对支那出兵”。
事情发展至此，蒋介石已感到必须急谋对策。7月12日下午，他命何应钦主持召开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第二次会议。会上专门研讨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本委座所示不挑战必抗战之旨，如宋主任(宋哲元)环境关系，认为需要忍耐以求和平时，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下与彼方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作全盘准备。”
这一天的日记，蒋介石一方面分析情势，一方面强调指出：“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
【7月19日】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就在蒋介石写下“亟谋应付之方”的当天(12日)，日本外务省当局声明：“今后为军人对军人交涉，非外交当局时期云云。”蒋介石由此已完全意识到，日本必将贪得无厌，于是在第二天(7月13日)对宋哲元发电告诫，表示准备抗战决心，电报指示：“万勿单独行动，不稍予敌方以可乘之隙。”同时命令道：“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
至此，从7月8日写完当天日记的那天晚上，彻夜未眠，经过周密的考虑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开始，到13日向正在负责卢沟桥事件交涉的宋哲元发电为止，可以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被迫下定抗战决心的整个思想轨迹。
但是，宋哲元虽然已经到了这一阶段，并不理会蒋的告诫和准备抗战的决心，仍是执意希望“当地解决”，并再次派张自忠等人出面交涉。
7月14日，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来到中国后，派该军参谋专田盛寿向宋哲元强硬提出7项苛刻的、完全控制华北的条件：
1彻底镇压共产党之策动。
2罢黜排日之要人。
3有排日色彩的中央系机关应从冀察撤退。
4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应撤离冀察。
5取缔排日言论、宣传机关及学生与民众运动。
6取缔学校与军队中的排日教育。
7北平市之警备由保安队担任，中国军队撤出城外。
蒋介石得知协定细目后，预料到，日方并非仅止于军事性的停战，而扩大到包括有政治性的条件在内了，因此，他当然不予批准，7月16日，电示宋哲元切勿对日军抱有任何幻想，要他冷静而严谨地面对现实，提高警惕：
“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军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不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种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本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推其真意，签订协议为第一，俟大军调集后再谈政治条件。……今事绝非如此易事，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蒋介石)愿独负其责也。如何?盼复。”
然而，并未见宋哲元复电到来。
蒋介石心急如焚，他决定公开发表演说，让国人与世界公众必须认清当前的事态已不是简单的地方性局部问题，而是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严肃问题。此时此刻，对于日本、对于全中国的军民，都是到了必须宣示中华民国决心的时刻了!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日本的一贯方针与立场》的讲话：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
“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日本)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而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扎；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方法。……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
在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在“最后关头”，蒋介石能表示抗战，决不投降，这在民族大义上，是值得称道的!
同一天，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国民党方面的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等在庐山举行会谈。中共代表将一份题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交给蒋介石。在《宣言》中提出如下四项保证：
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后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发，担任抗战前线之职责。《解放周报》第一卷第18期，1937年10月2日出版。
会谈中，共产党代表建议以《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由国民党将其公开发表。
蒋介石虽然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从自身的利害得失上考虑，他还是抱有说服日本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争端的幻想。因此，在庐山谈话会上，蒋介石的“最后关头”演说又重申了《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表达他呼吁和平解决的希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当然，蒋介石的和平解决是有条件的，他说：“但是，我们的立场明显有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允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蒋介石秘录》第十一册，第24页。
他最后表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篇“最后关头”的讲话发表在隔一天的7月19日的报纸上。蒋介石的这个讲话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它标志着蒋介石开始实践它屡次表示的团结抗战的许诺。
然而，日本方面正盼望着这“最后关头”的到来。就在蒋介石“最后关头”讲话公开发表的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送给中国外交部一份照会，指责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挑战性质的，并要求“中央政府对于华北地方当局解决条件之实行勿予妨碍”。中国外交部当即复文反驳：
“我国政府愿经由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立即商议，俾得适应之解决。倘有地方性质可就地解决者，亦必经我国中央政府许可。”
还是在同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登门访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喜多诚一毫不客气地指责中国为何向保定和石家庄地区增兵。并以胁迫的态度表示：如中国方面不撤兵，则局势必急变，必然引起中日全面之冲突，由此引起严重后果，必由中国方面负责。何应钦当即予以驳斥：“中国军队之移动，全系出于自卫，日本新增加之军队如撤退，中国方面亦可考虑将新增加之军队撤退。当然之扩大与否，在日方，不在中国。”
事实上，日本政府是在向中国下“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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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
明轩(宋哲元)只报告11日与倭方所协商之三条，而对19日所订“细则”，尚讳莫如深，似以不加深究为宜，使其能负责也。-------浏览器上打上-WwW.6９ΖW.CoM看最新更新
7月19日，蒋介石的“最后关头”的讲话引起国内外、敌我方的强烈反响。第二天，蒋介石由庐山回到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研讨抗战的对策。20日，反蒋派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表示拥护中央，决心抗日到底。随后，其他反蒋派系也纷纷表示拥护蒋抗日，并表示服从蒋介石的指挥。
7月20日的这一天，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日高信六郎拜会外交部长王宠惠。日高信六郎提出强烈要求：
(一)南京方面应承认在华北当地的一切协定。
(二)立即停止煽动反日，并停止中央军北上。
王宠惠反复申明：任何协定都必须在事前得到中央的承认。
然而，作为29军军长和卢沟桥事件当地交涉的负责人宋哲元却对中央表示动摇，故意不经中央批准，就在“最后关头”讲话发表的7月19日，擅自承认了日军方面提出的7项协定的条件，并撤除北平防御工事。
蒋介石闻此情况，震惊不已，于7月22日急电宋哲元：
“闻38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要求，或竟一举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必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与倭所商办法，究竟如何?盍不速告?俾便综核。”
但宋哲元的复电却是38师师长张自忠与日方的松井太久郎于7月11日下午8时签署的三条协议内容。这其实已是迟到的报告，而且措辞模糊，看不清是已经签订了，还是仅仅是商定而已。蒋介石很气愤，但从全面考虑，他在7月23日写这篇日记的当天，又向宋哲元发了电报，其内容如下：
“中央对此次事件，自始即愿与兄同负责任。战则全战，和则全和，而在不损害领土主权范围之内，自无定须求战，不愿言和之理。所拟三条，倘兄已签字，中央当可同意，与兄共负其责，唯原文内容甚空，第二条之不驻军(宛平县城、龙王庙)，宜声明为临时办法，或至某时间为止，并不可限定兵数，第三条之彻底取缔(抗日团体)必以由我自动处理，不由彼方任意要求为限。此点应明加区别。
“至此事件之真正结束，自应以彼方撤退阳(7)日后所增援部队为重要关键，务希特别注意。”
当天，蒋介石特地派遣参谋次长熊斌秘密到北平，意在把中央的抗战决心及对事件的意旨当面传达给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而不可自拔的宋哲元。宋哲元也借故提出：“须赴北平一行，使部下遵守协定”，取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同意，由天津到北京会晤熊斌。
熊斌向宋哲元语重心长地讲：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必须坚持抗战的信念，千万不能被日军的甜言蜜语所迷惑。熊还传达了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宋哲元这才对中央的坚定意志有所体会，从而定下了抗战决心。
【7月24日】
日来运用军事与外交，费尽心力；而倭寇迫我形势之险恶，亦于昨今两日为甚--以彼恐我反对宋哲元所订条约而不肯撤兵耳。
7月22日宋哲元与熊斌在北平会晤后，宋得知蒋介石的抗战决心，觉察到自己备受蒙骗，于是转变了态度，7月23日下令21日开始从北平撤出的37师立即停止撤退。
至于日军这一边，一方面公开宣称遵守“就地协定”不扩大事态，一方面向平津地区秘密派遣8个师团约16万人的军队，并有满载战车、重武器、弹药等军需品的火车连日由山海关驶入华北。
7月24日，中国驻军38师师长张自忠为了解日军撤军情况，到天津的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求见司令香月清司，但香月闭门不见，声称有病在身。
宋哲元听此报告后，进一步体察到以往所有的就地交涉均为徒劳，日军不过是实行缓兵之计，面对日军的狂妄野心，宋哲元将一度撤退的军队全部进驻原来阵地。蒋介石得知29军的动向，很高兴，为了充实该军力量，把河南省的高射炮部队调驻河北保定，归宋哲元指挥。
何应钦签发命令，命各地补给基地通力支援河北省，并将300万发弹药急发河北。
在蒋介石“最后关头”演说的精神鼓舞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决心奋起抗战，对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打响抗日第一枪的29军，给予热切的期待与鼓励。北平、天津的大中学生们，纷纷跑到前沿阵地，协助29军构筑防御工事，并组织歌咏队为阵地的将士演唱。北京大学全体教授在同一天(24日)发表宣言：“我们为人道正义、为自由、为和平而牺牲，在所不惜。唯望全世界明达认清这个破坏和平、摧残文化的罪魁是日本，而不是中国!”
第29军全体将士在举国上下的声援下，精神无比振奋，誓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
蒋介石在写这篇日记的当日致电宋哲元，促其做好应战准备：
“以中(蒋介石)判断，不久彼(日本)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随时可起而抵抗，则或可消弭战端，戢其野心也。兄有否准备?盼详复。”【7月26日】
廊坊、广安门之挑战，是倭必欲根本解决冀察与宋哲元部也。……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7月18日蒋介石曾电示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不足为凭。”但当时的宋哲元被日方要求“就地解决”所迷惑，直到22日与熊斌会晤后，方有觉醒。
日寇果然先以“就地解决”为缓兵之计，到了7月25日，日军业已完成全面进攻平津的一切准备，河北日军已增达10万之众，只等找个导火的借口了。
7月25日下午4时，由天津开往北平的一辆装甲列车到达天津与北平之间的廊坊车站，从车上跳下100名日军，借口修理电话，将该站占据。此时，驻守廊坊的中国军38师刘振之的113旅要求日军撤走，日军毫不理会，双方僵持到午夜。
当晚12时，日军突然向廊坊驻军开火，两军进入战斗状态。与此同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
“(一)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配备之第37师须于27日正午以前撤至长辛店。
“(二)北平城内之32师、西苑之第37师部队亦须于28日正午以前移至永定河以西。”
并要求29军退出北平，由警察维持秩序。最后言明：
“如不实行，日军则采取独自行动。”
7月26日，日军14架飞机，对廊坊进行轰炸，接着，在上午7时，由天津派来日军增援部队，对平津分三路实行分割包围。廊坊驻军的营房、车站均被摧毁，上午10时，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无效，被迫放弃阵地。
这一天，蒋介石向宋哲元发出指示电：
“此刻兄应下决心如下：
“一、巩固北平城防，立即备战，切勿疏失。
“二、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
“三、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片刻停留。
“四、决心大战，照中(蒋介石)昨电对沧(县)保(定)、沧(县)石(家庄)各线从速部署。”
同日(26日)晚上，日军又袭击了广安门驻军。当时，有载满日军的数十辆军车，驶达广安门，声称是野外演习归来的日本总领事馆的卫兵要返回北平城内。担任广安门城防的第29军独立25旅679团团长刘汝珍识破敌方诡计，并认出他们乃是驻屯丰台的战斗部队。于是刘团长命令士兵打开城门，诱敌入城后，开枪射击，日军陷入混乱，死伤10多人，最终来犯之敌被击退。
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上记下了他的感想。他从廊坊、广安门之挑战，看到日军的险恶用心，一切情势表明，战争在所难免，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已是不可能，只有“一意作战”了!
【7月28日】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置，此不足惊异也。”
日军已经急不可待。那个他自己所定的“期限”还未到，便于7月27日凌晨3时整，突然向北平东方的通县中国驻军发起进攻。紧接着于清晨5时，又有在18架飞机配合下的日本骑兵突袭北平南方的团河中国驻军。29军该地驻军牺牲千人以上。当日午后，日军又陆续攻击北平北方的高丽营、昌平、汤山、沙河等地。至此，北平已陷入日寇的三面包围之中。
7月28日拂晓，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亲自率领日军铃木混成旅团、河边旅团及机械化旅团向北平城外的南苑发起猖狂进犯。日军20架飞机轮番轰炸，驻军阵地一一被摧毁，官兵大量伤亡。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并力指挥，与敌激战竟日，给日军以重创。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佟副军长和赵师长身先士卒，沉着指挥。两位将军身中数弹，依然斗志昂扬，直到最后与许多官兵一同殉国。
同时遭到日军猛烈攻击的还有北苑、西苑和黄寺等地。
28日下午，宋哲元在北平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讨论北平是死守还是放弃的问题。本来蒋介石希望他们选择死守这条道路，这也是全国民众的心愿。但当地绝大多数人不忍使这座文化古城毁于战火之中。于是决定退守保定，留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主任、北平市长之职。宋哲元与秦德纯在当天晚上9时按照蒋介石的指令，离开北平，撤退到保定。
7月29日，北平陷落。
在日军进攻北平的同时，天津也遭到攻击。驻守天津的国民党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于29日凌晨2时，反攻企图占领天津警察机关的日军；奇袭并攻克了天津火车东站和西站；又奔袭日军东局子机场，破坏了机场，捣毁了飞机；还炮轰了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给不可一世的日寇以沉重打击。但在日军的飞机轰炸与炮击下，30日被迫放弃天津。
在通县方面，于7月29日，伪原“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保安队3000人高举义旗，投入抗日战线。他们歼灭了日军特务机关人员和警备队员300人，并逮捕了伪主席殷汝耕(后被日军夺回)。
国民党军队在平津战斗中，伤亡官兵达5000余人。
蒋介石于29日，在南京就放弃平津的计划向新闻记者发表讲话，其内容如下：
“军事上一时之挫折，不能认为失败，而且平津战事不能认为已经了结。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国，不惜用尽种种手段，则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过其侵略战争之开始，而绝非其战事之结局。国民只有一致决心，共赴国难。”
蒋介石在7月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
“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炎黄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戮、驱逐万恶的倭寇。”在此书中，虽然有为其以前“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辩解之嫌，但毕竟表达了他在日本逼他订立城下之盟，而使他别无选择之时，决心奋起抗战的态度。
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开始部署全面抗战，成立大本营。编组全国军队，急速调动军队投入战斗。
【8月1日】
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借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固守中立之计，此亦不可注意也。
蒋介石对斯大林一直不存信心。虽则他能对日抗战则必联俄，何况当时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原指望日俄开战，中国中立；现在的局势则是中国与日本进入长期的战争，苏联中立，斯大林观望。蒋介石对这事态的发展也不能无介于怀。
【8月11日】
对倭取胜之要诀，在于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坚拒、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全在于此。而临战之时，则须负伤不退，宁死不屈，操胜之道，如此而已矣!
蒋介石为扭转局势，先命驻扎在绥远省平地泉的汤恩伯所属十三军移驻察哈尔省要冲张家口，接着命令其所属主力第89师于8月6日从居庸关南下进驻南口，由北而南向北平推进。8月11日，孙连仲的27师，挺进到北平西南的窦店，由南而北向北平逼近。到这一天为止，空军也完成了华北的作战准备。
8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会议。会上，继续讨论了有关发表庐山会谈(7月17日)《宣言》和红军改编中的问题。
同一天，在上海发生了虹桥事件。这是继卢沟桥事变的又一战争导火线，是日本海军部蓄谋已久的“老调重弹”。
8月9日下午5时，日本侵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一等水兵斋藤与藏驾驶汽车，强行突破中国方面的警戒线，驶向虹桥飞机场。中国保安队令其停车，可他们置之不理，并开枪打死一名保安人员。保安队被迫还击自卫，把两个挑衅者当场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愈鸿钧马上通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冈本季正，约定通过外交方式加以解决。
可是，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借口“事态恶化”，急不可待地派遣陆战队3000多人登陆。此时，日军以设在虹口的陆战队本部为中心，其兵力已达12000人，并构筑阵地约80多处，虎视眈眈，不可一世。
而中国方面，此时此刻，由于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后签订的停战协定之规定，上海市除留有保安总团、警察总队和保卫团等少数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外没有驻扎正规战斗部队。但是冈本季正却在8月11日向俞鸿钧提出“撤退保安队”和“拆除保安队防御工事”的无理要求，俞鸿钧对日方要求当即予以拒绝。
面对日军向上海市内增兵的事实，中国方面不能不有所准备。8月11日，蒋介石调5年半之前曾与日军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作战的劲旅，京沪警备总司令张治中所指挥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进驻上海近郊，准备对日作战。
中国军队在上海周围的龙华、虹桥、真如、闸北、江湾、大场等处，利用自然河汊沟渠，从1935年即开始构筑防御工事，现已形成对上海的合围之势。
蒋介石之所以加强上海的部署，确实是要与日寇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一次决战。他认为，日军作战意图是控制中国的中枢地区武汉，如果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则东南部的中国军队就会处于背水之战的不利地位，因此他置华北于不顾，把主力军投入上海，诱使日本大本营将其主力转入上海，使其形成沿长江西上仰攻的态势，这样便于赢得时间，进行持久作战，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侵华计划，从而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变化，促进英、美等国加速干涉。
基于此种考虑，蒋介石在“决战”前夜的日记上构想出“操胜之道”的战略战术“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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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计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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